論文范例范文10篇

論文范例范文篇1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闭軐W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知識思想的范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

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為。（人生哲學舊稱“倫理學”）

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呢。（教育哲學）

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管理。（政治哲學）

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宗教哲學）

依此，“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方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后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便成了哲學史?！保?）他的哲學史目的有三個，即明變、求因和評判。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緒論中開篇即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要了解其意義，不能靠一個定義，而是要知道其一般的內容。希臘人把哲學分成物理學（Physics）、倫理學(Ethics)與論理學(Logic)三大部，柏拉圖以后一般又分為下列三大部：

宇宙論──目的在求一“對于世界之道理”(ATheoryofWorld)，

人生論──目的在求一“對于人生之道理”(ATheoryofLife)，

知識論──目的在求一“對于知識之道理”(ATheoryofKnowledge)。

接著，他又分別把宇宙論分為本體論(Ontology)與“宇宙論”(Cosmology)，人生論分為心理學與倫理學政治社會哲學，知識論分為“知識論”(Epistemology)與論理學各兩部分。哲學史便是對于歷史上出現的上述類型思想的整理。（2）

胡、馮二氏對哲學界定的寬嚴并不一樣，對哲學問題關注的焦點也不一樣，胡著重的是“怎么樣”，馮則是“什么”。但有個共同點，就是以西學為衡量中學的尺度。胡適說：“我做這部哲學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我所用的比較參證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薄拔覀內粝胴炌ㄕ碇袊軐W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保?）不過，為何要用西方哲學作為整理、評判中國思想學術的工具，而不是反過來？這個問題胡適沒明說，也許他認為是自明的。馮友蘭則這樣回答：

吾人本亦可以中國所謂義理之學為主體，而作中國義理之學史。并可就西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義理之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以成就一西洋義理之學史。就原則上言，此本無不可之處。不過就事實言，則近代學問，起于西洋，科學其尤著者。指中國或西洋歷史上各種學問之某部分：而謂為義理之學，則其在近代學問中之地位，與其與各種近代學問之關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謂哲學，則無此困難。此所以近來只有中國哲學史之作，而無西洋義理之學史之作也。（4）

說白了，就是要把中國傳統學術納入現代西方文化體系的框架中來理解。金岳霖說：“以歐洲的哲學問題為普遍的哲學問題當然有武斷的地方，但是這種趨勢不容易中止?！保?）這不是學理的裁判，而是歷史情勢造成的問題。它是近代中西接觸以來，西方勢力有效擴張所導致的。讀讀嚴復在上個世紀末那些中西比較的文章，尤其是那篇《救亡決論》，就知日后的所謂“會通”中，西學主宰中學已成定局。在激于時勢，憤而指斥中學的“無實”、“無用”之后，嚴復說：“今夫學之為言，探賾索隱，合異離同，道通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舉一端而號之曰‘學’者，至不茍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層累枝葉，確乎可證，渙然大同，無一語游移，無一事違反；藏之于心則成理，施之于事則為術；首尾賅備，因應厘然，夫而后得為之‘學’?！薄笆枪嗜∥鲗W之規矩法戒，以繩吾‘學’，則凡中國之所有，舉不得‘學’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觀之，特閱歷知解積而存焉，如散錢，如委積?！保?）事實上，多數中國人所了解的“各種近代學問”，就社會科學而言，基礎是嚴復所翻譯的八大名著所奠定的，它涵蓋了經濟、政治、法、社會、以及邏輯諸學科，有力地影響了以后的學科觀念。即使象王國維，前期研究哲學，要“論性”、“釋理”、“原命”，也無不拿西洋哲學為分析、評判框架。只不過他喜歡的西洋對象與嚴復不一樣而已。而嚴復著力推介的進化論、經驗主義及歸納法，直接影響了胡適。胡適關于哲學史的界定有兩個關鍵詞：根本與方法。他用西方哲學框架剪裁中國學術，實則是承嚴復的思想脈絡，從根本上重估中國文化體系的嘗試。

如果不是重估或重構傳統價值體系的潛在要求，中國古代學術也非必借助西方哲學整理不可。遠的如黃宗羲等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就是“義理之學史”。近的如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參照西學，敘述也自成一系統。其晚年完成的《朱子新學案》，也沿用傳統的學案體，避免用西哲概念。他是自覺的：

哲學一名詞，自西方傳譯而來，中國無之。故余嘗謂中國無哲學，但不得謂中國人無思想。西方哲學思想重在探討真理，也不得謂中國人不重真理。尤其如先秦諸子及宋明理學，近代國人率以哲學稱之，也不當厚非。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究有其大相異處，是也不可不辯。（7）

據說，這是他晚年勉強使用“哲學”一詞時的說明。錢氏強調中國學術的特殊性，同他強調整個中國文化體系的獨特性是相聯系的。馮友蘭雖然自稱“正統派”，但相比之下，錢穆的保守主義精神更強。到了晚年，他仍對“禮”與“家”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念念不忘。（8）只有強調文化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人，才可能做用一種系統解釋另一種系統的工作。事實上，不但胡適是持普遍主義立場的人，馮友蘭也不例外，他的“新理學”要“別共殊”，認為中國社會的前途應從生產家庭化走向生產社會化，正是肯定文化也有普遍性一面。

但是，普遍主義只是一種理想，即使是西方文化價值，它本身也是多元的。因此，西學背景的不同，對傳統理解及態度的不同，都會導致使用方法及研究結論的不同。所以馮友蘭承認，哲學史永遠有重寫的可能。這樣，近百年來才產生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就只能看作是研究者依不同的思想背景對傳統學術譜系進行改寫，并在這種改寫中塑造現代價值體系的思想行為。所以，在這個世紀末，我們有必要重讀已被寫成的各種“哲學史”。分析“中國哲學史”同傳統學術的關系以及“中國哲學史”內部知識譜系的演生層次，從而也從一個側面透視現代意識形態的塑造過程。

二、做翻案文章

首先要讀胡適。蔡元培贊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而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為他既對西洋哲學史很有心得，又能兼治“漢學”。（9）胡適自己也說：“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后，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自己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保?0）然而，胡適對哲學史的方法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也許更能顯示其結合西學與漢學的特色：

我平日喜歡做歷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線索》。這個線索可分兩層講。一時代政治社會狀態變遷之后，發生了種種弊端，則哲學思想也就自然發生，自然變遷，以求改良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弊端。所謂時勢生思潮，這是外的線索。外的線索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內的線索，是一種方法──哲學方法，外國名叫邏輯Logic……外的線索只管變，而內的線索變來變去，終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徑的。（11）

如果我們把這兩條線索的探究稱做“外在解釋”與“內在解釋”，胡適主要走外在解釋一路。漢學家訓詁、考據的方法，不僅幫助他下功夫確定文獻的真偽及價值，而且有利于其探究文獻產生時代的社會狀態?！吨袊軐W史大綱》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這類問題，故馮友蘭也承認他的這一長處。而進化論的觀念以及從杜威的實用主義那里學來的歷史的方法，使他不會陷于傳統漢學那種就事論事的靜態的眼光，從而掌握了一種整體的、演進的處理手法。

胡適的哲學史研究，是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輸入學理、研究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工作的一種實踐。關于“新思潮的精神”，他寫文章時沿用尼采的說法，叫“重估一切價值”。具體點說，就是對過去的風俗制度、圣賢教訓、大眾信仰持一種評判，即懷疑的態度。用流行的說法，就是“反封建”或“反傳統”。學術方法的運用系思想立場支配的結果，而“疑古”正是立場與方法結合的表現。

“疑古”源于清代漢學，開始是有些學者用考據的方法辨別偽經，后來發展到疑史。清末的康有為集疑古之大成，以辨偽的名義宣稱近二千年來被歷代奉為圣憲的古文經典，是東漢劉歆等人別有用心偽造出來的?？凳弦山浀哪康脑谟谝烧?，辨偽是為其改制的行為造輿論。他的政治立場后來在新文化運動中遭批判，但其疑古的觀點對民初學界很有影響，胡適與顧頡剛都提到這一點。胡適是古史辨派的精神領袖，其哲學史不從三皇五帝而從《詩》三百篇開始，正是做出疑古的表率。

所謂價值重估就是做翻案文章，疑古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在史實無可懷疑的情況下，還有意義的重新估量問題。就哲學史而言，胡適懷疑的問題，大的方面歸納起來有三點：孔子及其思想的神圣性，儒家及其道統觀的合理性，非經驗的心性問題的有用性。在《先秦名學史》中，胡適說：“我確信中國哲學的將來，有賴于從儒學的道德倫理和理性的枷鎖中得到解放?！鍖W曾經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國的許多敵對的學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學的權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燦爛群星中的一顆明星，那末，儒學的被廢黜便不成問題了?！保?2）這樣，他不僅要懷疑正統的價值和理想，還要發掘和表彰那些被貶斥或被埋沒的非主流的思想人物。這也是翻案。例如，贊揚與儒家對立的具有經驗主義傾向且有邏輯意識的墨家，表揚反董仲舒的自然主義者王充，介紹一連串反理學的思想家。特別是撰寫《戴東原的哲學》，這大概是胡適所寫的最有哲學味道的哲學史論文了。

在《戴東原的哲學》中，胡適附論阮元時評論其《性命古訓》等有關性論著作的方法論說：“阮元是有歷史眼光的，所以指出古經中的性字，與《莊子》的性字不同，更與佛書中的性字不同。這種方法用到哲學史上，可以做到一種‘剝皮”工夫。剝皮的意思，就是拿一個觀點，一層一層地剝去后世隨時渲染上去的顏色，如剝芭蕉一樣。越剝進去，越到中心?！保?3）“阮元是一個剝皮的好手。他論性，論仁，都只是要把一個時代的思想歸還給那一個時代；都只是要剝去后代涂抹上去的色彩，顯出古代的本色?！保?4）這是一種抽象還原為具體，觀念還原為歷史的方法，其視角是歷史而非哲學的。它同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學說所用的思想方法完全一致，此即“凡是一件史實，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后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焙m當時在《古史討論的讀后感》中就徑直稱其為“剝皮主義”。（15）所以，胡適“說儒”，關于儒的來歷的故事說得有聲有色，而關于儒的思想則無甚精彩可言。他用迷信的孝子出喪時的裝扮來比喻性命一類觀念，主張用“剝皮”的辦法讓其現原形，所得成果自然可想而知。

深受胡適影響的傅斯年，寫《性命古訓辨證》，認為阮元之作“實為戴震《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兩書之后勁，足以表顯清代所謂漢學家反宋明理學之立場者也?！薄叭钍暇鄯e詩書論語孟子中之論性命字，以訓詁學的方法定其字義，而后就其字義疏為理論，以張漢學家哲學之立場，以動搖程朱之權威。夫阮氏之結論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則足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儀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是也?！保?6）

然傅氏又說：“語言的觀點之外，又有歷史的觀點，兩者同其重要。用語言學的觀點以識性命諸字之原，用歷史的觀點所以疏性論歷來之變?！保?7）他的“辨證”循此而成為借思想的分析去透視歷史發展的研究。這自然是胡適倡導的戲路。后來徐復觀便譏其為清代考據學同西洋經驗主義的末梢相結合的“洋漢學”：

清代考據，本是工具之學，但他們無形中以工具代替目的，以名物否定思想。自標漢學，以打擊宋明理學為快意，卻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完全埋沒了。此一風氣，與近代經驗主義的末梢趣向，有其相同，于是兩相匯合而形成‘洋漢學’，其特點是不承認文化的精神作用，而實則系表明其精神之為一睡眠狀態。（18）

胡適并非只是從否定的立場看待中國傳統，也非不對中國哲學作“內在解釋”，只不過由于其自身的哲學甚至文化立場的偏狹，導致他在這方面創獲的限制。早在《先秦名學史》的導論中，他就透露出其選題的動機同這樣的問題有關：“我們在那里能找到可以有機地聯系現代歐美思想體系的合適的基礎，使我們能在新舊文化內在調和的新基礎上建立我們自己的科學和哲學？”（19）在胡適的心目中，中國文化的缺陷在于缺乏科學的思想方法和邏輯，而先秦諸子已有這樣的思想萌芽，分析及表彰這些內容，有利于我們從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從而創造自己的新文化。50年代末，他又在“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提交一篇題為《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論文。文中除列舉象老子、王充一類的自然主義觀點外，還特別敘述了從朱熹到清代漢學的考據學傳統。強調他們的方法是科學的，同西方相比，只不過它的應用對象是歷史文獻而非自然現象而已。

這種“科學情結”當然是嚴復以來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共有的，它本身不是問題。只是當胡適以它為單一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文化后，才顯得比較偏頗。按這個框架，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及宋明理學（除朱熹的“格致”說外），就會因其無實用價值而落在其哲學史視野之外，所以其中國哲學史研究，基本上不觸及最有中國哲學特點的哲學內容。這就可以理解他為什么理學不寫，反理學的思想家則如數家珍。反過來，他所津津樂道的邏輯和科學方法又確是中國文化的弱點所在。如果以此代表中國哲學，只能給人一個很糟糕的印象。即使把考據學說得再“科學”也無濟于事。也許是這一思想困境，寫完《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后，胡適續寫下來的著作，便叫《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而這個長編還未到玄學便又嘎然中止了。胡適的歷史眼光很犀利，但哲學品味則很少人恭維，改入思想史研究，可能較易藏拙。

不過，胡適的好“翻案”可謂承前啟后，在他之前是“漢學”，從古文到今文，莫不如此。從他以后是西學，西學中又有比他翻案更徹底的，如“”中的“評法批儒”。胡適當年評論法家“李斯的焚書政策只是要掃除一切‘非愚即誣’的書籍，叫人回頭研究現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為教’，下‘以吏為師’?！山袢盏恼Z言，這種政策不過等于廢除四書五經，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點現代的法律、經濟、政治知識。這有什么稀奇呢？我們至多不過嫌李斯當日稍稍動了一點火氣，遂成了一種恐怖政策……”（20）胡適對“恐怖政策”還有一個“嫌”字，到了70年代，在變換了的歷史背景下，學界則只有一個“贊”字可說。從這翻案的頻繁，可見從清代開始，中國文化價值系統一直處于變動不安的狀態之中。

三、正統與“合題”

跟胡適相比，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的價值觀是正統的，這一點馮氏自己也不否認。但他強調，這個“正統”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黑格爾正、反、合中的‘合’。以對待中西文化態度的區分為準，“正”是以傳統文化衡量外來文化，“反”是以新文化批判舊文化，“合”則是對中西文化作相互闡明。馮友蘭在評論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時曾舉例說：“哲學家胡適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批判中國哲學的書，而不是一本中國哲學的歷史書。中國哲學中兩個影響最大的學派──儒家和道家受到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觀點的批判和懷疑……我們在讀胡適的書時，不能不感到他認為中國文化的全部觀點是錯誤的?！彼摹昂稀闭且m正胡適的“反”。（21）

胡、馮的學術的區別，多根源于兩者立場的不同。除方法上有漢、宋學風之分外，還有其它問題的對比可以列舉。例如，關于哲學史的目的，胡適定為明變、求因與評判，實際上是尋求思想變遷同社會變遷的因果關系，著眼點是歷史知識；馮友蘭則更重視通過它去揭示一個民族的精神信念，他把哲學史對通史的意義喻為“畫龍點睛”。兩種哲學史體例的不同，也很有意思。馮說：“寫的哲學史有兩種體裁：一為敘述式的；一為選錄式的。西洋人所寫之哲學史，多為敘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學史家可以盡量敘述其所見之哲學史?！袊怂鶎懘祟愔畷鴰捉詾檫x錄式的；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即黃宗羲所著之宋、元、明哲學史……”前者的缺點在于，讀者易為著者的見解所蔽；后者的問題是作者難以表達自己系統的見解。（22）胡適的“大綱”基本上是敘述式的寫法，究其原因，是他不認同于傳統的觀點，需要用外來的觀念對材料作“整理”，以便對象能成“體統”，可資利用，所以要用一種作者以我為主的方式。馮友蘭則相信中國哲學本身就是成系統的，不過這一系統不是表現在陳述、推理的形式上，而是在思想實質方面。他的任務是要借助形式的功夫，讓思想實質顯示出來。因此，他的哲學史則兼顧兩種體例的特點，既顯示其調和的性格，也可知其對傳統有更多的體認。

馮友蘭當然也有其西方哲學背景，他也把孔、孟、荀同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關系作類比，不過他借用的西學，不是胡適認同的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而是理性主義及實在論。他與胡適的共同點是講究邏輯，要求思想清晰，但他承認且重視不可實證的觀念的東西的價值。以講莊子為例，胡適只是注意其出世主義與相對主義對社會與學術進步的阻礙。唯一的贊揚是發現莊子有生物進化論的思想，但后來覺得那只是一種循環論，又把這一評價收回了。馮友蘭著眼的是莊子的自由意識以及神秘主義的特征：“莊學中之社會政治哲學，主張絕對的自由，蓋惟人皆有絕對的自由，乃可皆順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主張絕對的自由者，必主張絕對的平等，蓋若承認人與人、物與物間，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則善者應改造不善者使歸于善，而即也不能主張凡物皆應有絕對的自由矣。莊學以為人與物皆應有絕對的自由，故亦以為凡天下之物，皆無不好，凡天下之意見，皆無不對?！保?3）馮氏還用詹姆士的“純粹經驗”詮釋莊子的神秘主義，并將其同孟子相比較，揭示中國哲學的這一特點。而對胡適所盛贊的更重視經驗、自然及實證的王充、戴震，馮的評價便低調得多：“《論衡》一書，對于當時迷信之空氣，有摧陷廓清之功：但其書中所說，多攻擊破壞，而少建樹，故其書之價值，實不如今人想象之大也?！保?4）“東原之學，實有與宋儒不同之處；但東原未能以此點為中心，盡力發揮，因以不能成一自圓其說之系統。此東原之學，所以不能與朱子陽明等匹敵也?！保?5）馮友蘭的衡量尺度是哲學，著重的不只是是否正確，還在乎是否深刻、系統。

哲學史的“外在解釋”主要是歷史研究，“內在解釋”則是哲學研究?！皟仍诮忉尅笔邱T氏工作的特色所在，他自稱是繼承宋學的方法，“注重于文字所表的義理的了解、體會”。（26）最能顯示馮著這種治學特色的，是其對宋明理學的闡釋。陳寅恪在對該書的審查報告中說：“此書于朱子之學多所發明。昔閻百詩在清初以辨偽觀念，陳蘭甫在清季以考據觀念，而治朱子之學，皆有所創獲。今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解?！保?7）所謂西洋哲學主要是指實在論的觀點，下面擇要看他對“太極”、“理”、“氣”的解釋：

以現在哲學中之術語言之，則所謂形而上者，超時空而潛存(Subsist)者也；所謂形而下者，在時空而存在(Exist)者也。超時空者，無形象可見。故所謂太極，“不是說有個事物光輝輝地在那里?！贝怂^“無極而太極”也。朱子云：“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保?8）

理世界為一“無形跡”之“凈潔空闊底世界?！崩碓谄渲?，“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贝似渌詾槌瑫r空而永久(Eternal)也。此具體的世界為氣所造；氣之造作必依理。如人以磚瓦木石建造一房；磚瓦木石雖為必需，然亦必須先有房之形式，而后人方能用此磚瓦木石以建筑此房。磚瓦木石，形下之器，建筑此房之具也；房之形式，形上之理，建筑此房之本也。及此房成，而理即房之形式，亦在其中矣。（29）

這種闡明或者詮釋的方法，實質上可以稱為“圓理”的方法。它是用一種更容易理解，更有說服力的論述方式，使經典上的內容看起來更合理，包含的意義顯得更豐富，同我們的生活經驗聯系更密切。這解釋得來的意義，未必是原作者心目中所有的，但至少在邏輯上是不沖突的。要賦予經典的思想有更普遍化意義，邏輯上必須把對象抽象化。這同胡適的“剝皮”主義又是形成對照。胡的興趣是把抽象還原成具體，他最不喜歡的東西中，一定包括有“抽象”。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他反對談“主義”的理由之一就是它“抽象”。馮友蘭則深諳此道，而且終生堅持，即使是在說理最麻煩的情況下也如此。他在1958年發表的那篇引起廣泛爭議的文章，《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就是對這種立場的再次表現：

在中國哲學史中，有些哲學命題，如果作全面的了解，應該注意到這些命題的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抽象的意義，一是具體的意義。過去我個人，對于中國哲學史中的有些問題，差不多完全注意它們的抽象意義，這當然是不對的。近幾年來，我才注意到這些命題的具體意義。當然，注意具體意義是對的，但是只注意具體意義就不對了。在了解哲學史中的某些命題時，我們應該把它的具體意義放在第一位，因為，這是跟作這些命題的哲學家所處的具體社會情況有直接關系的。但是它們的抽象意義也應該注意，忽略了這一方面，也是不夠全面的。（30）

這篇文章雖然也舉了象“天下為公”一類認知性質的例子來說明其觀點，但他真正想說的問題是，如孔子的“愛人”、孟子的“人皆可為堯舜”之類的命題，應該在懸括其具體意義，即階級屬性的情況下，繼承它的抽象意義，即把“人”當人類，把“堯舜”當道德完善的人看待。這確是他前期正統觀點的委婉申辯，后來發表的《論孔子》、《再論孔子──論孔子關于“仁”的思想》，便是這一意向的明朗化。馮友蘭把抽象與具體兩方面說得很辯證，有點又想尋求“合題”的味道。馮氏雖用瓶與酒來說明其對新舊問題的立場，其實，無論是“舊瓶新酒”（《中國哲學史》），還是“新瓶舊酒”（“新理學”），都是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來找“合題”的表現。這反映出他在文化傳統急變遷時代那種“舊邦新命”的價值立場，只是相對于更激進的人士來說，他才是保守的。

四、意識形態的更疊

在二十、三十年代，分別是胡適、馮友蘭的“哲學史”版本走紅，但從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以后，這一領域便是侯外廬的解釋獨領風騷。侯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代表一個學派，這個學派圍繞著《中國思想通史》的集體寫作而形成。侯氏稱自己（包括主編）的作品為思想史，那不是因為他要否定哲學史，相反，是要把哲學史置于更大的背景中來處理，這可以看作對哲學史的一種解釋方式。而且，他選擇的方式同其對胡、馮的看法很有關系。侯外廬及其同道一開始就自覺把胡適特別是馮友蘭當作對手，他晚年回憶說：“我細細研究過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所論及的每一個人物，在寫《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時，對馮友蘭所肯定的人物進行有針對性的批判，例如對孔子、孟子、特別是老子，都是例子?！薄拔曳磳︸T友蘭的唯心主義，也反對胡適的實用主義。胡適所論及的思想家、哲學家，我都逐一進行了分析和研究，胡適推崇墨子，我對墨子的評價也不低，我認為墨子在知識論和邏輯學上，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唯物主義者。胡適捧戴震，我也肯定戴震?！钡霭l點不一樣。（31）

雖然侯氏把胡、馮都當作對手，其實比較一下就知道，在對思想人物的褒貶方面，侯、胡的一致性遠大于胡、馮之間的一致性。除墨子、戴震不說，還有對莊子、對董仲舒、對王充、以及對許多理學與反理學人物的評價，差不多都是這樣。侯外廬說：“胡適、馮友蘭等人研究兩漢以后思想家、哲學家，只偏重于儒學諸家，而我們一致認為，中世紀思想家，必須著重研究異端思想和正統儒學的斗爭，無神論和有神論的斗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表彰中國思想史上唯物論的光輝傳統?！保?2）其實，如果把“唯物主義”換一種說法，叫實驗主義或功利主義，胡適也不會有異議。其背后的原因是：無論胡還是侯，兩者都站在反傳統的立場上，他們所依托的價值體系都是西方的，而且是傾向于西學中講實用、講經驗、講科學的那種傳統，這是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五四”以來共同分享的思想源泉；同時，他們主要都采取一種歷史的方法，即用“外在解釋”的方法處理思想史上的對象，固其所見自然會有略同之處。

方法與立場是相聯系的。知識社會學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區分對思想現象的“內在解釋”(intrinsicinterpretation)和“外在解釋”(extrinsicinterpretation)，前者是意識形態的，后者是社會學的。在“內在解釋”中，解釋者在對象預設的思想框架中工作，他只能就理論談理論，就觀念論觀念，不能揭露觀念的意識形態功能，其結果已被假定的前提所控制；“外在解釋”要求解釋者跳出對象設定的框框，分析最終影響這些觀念或理論的社會背景，從而揭露對象的意識形態功能，這是知識社會學所應采取的方法。這種主張是曼海姆（KarlMannheim）在吸收馬克思和韋伯思想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33）兩種解釋同前面的兩種劃分是對應的，這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反傳統主義者要從歷史入手解釋思想。只有把觀念還原為實際，才能揭下其普遍性的假面具。胡適的“剝皮”主義固然如此，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分析法更是這樣。思想有理由，也有原因。理由是用以說服人的，原因則是思想的動機，兩者不是一回事。外在解釋的關鍵就是要尋求、揭示隱蔽著的思想的動機，它假定這種隱而不露的動機同其賴以產生的環境、歸根到底即是特定利益是相聯系的。

與侯外廬同一陣營的趙紀彬，其《論語新探》正是通過還原觀念的具體意義對思想作“外在解釋”的例證。在該書的《釋人民》篇中，他借考據方法，區分出春秋時代“人”和“民”具有不同的涵義，前者屬于統治階級，后者屬于被統治階級，力圖以此抽空馮友蘭“仁者愛人就是愛一切人”的說法的根據。而在《人仁古義辨證》中，他又針對馮氏“孔子從‘仁’發現了‘人’”的觀點，以文字學的資料推出思想史的結論：“文字史上此種從‘人’到‘仁’的發展順序，乃由于春秋過渡時期，……引起‘人’的階級分裂，社會矛盾復雜化，遂從‘人’字孳生出‘仁’字，以為調和‘人’的階級內部矛盾的工具?！保?4）這種以考據揭示傳統哲學范疇的本義，從而分析其思想史功能的方法，背后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將抽象語言還原為普通語言的原則：“在哲學語言里，思想通過詞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軐W家們只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被歪曲了的現實世界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保?5）

侯外廬將其思想方法，“用今天的話明白地概括起來，就是：一、社會歷史階段的演進，與思想史階段的演進，存在著什么關系。二、思想史、哲學史出現的范疇、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體思想，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怎樣的先后不同。范疇，往往掩蓋著思想實質，如何分清主觀思想和客觀范疇之間的區別。三、人類思想的發展與某一時代個別思想學說的形成，其間有什么關系。四、各學派之間的相互批判和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條理。五、世界觀與方法論相關聯，但有時也會出來矛盾，如何明確其間的主導與從屬關系?！保?6）侯外廬是帶著進行意識形態斗爭的動機進入學術領域的，他所概括的是一個后來在學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學派的觀點。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多數中國哲學史教材，基本上沒超出其框架。當馮友蘭小心翼翼地提出他的“抽象繼承法”時，是在他已經向唯物史觀作了妥協的前提下的一種也許是“忠諫”的表現，但時勢不可能向他讓步，所以他招來一些他會覺得是不可理喻的批判。

侯外廬堅持要與胡適劃清界線，他與胡適的不同，不在其否定方面而在其肯定方面：“胡適派專門干混淆歷史的把戲，常把中國的舊唯物論和美國的‘實用主義’唯心論涂抹在一起，進行他的‘媒婆’任務。我們須嚴格地把二者區別開來?！保?7）胡適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與經驗主義的思想方式，導致他沒有對歷史提出一個完整的解釋系統，因此，當他要把思想還原為歷史時，他的敘述是零碎、不成系統的。而侯外廬則在吸收了三十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關于中國社會史論戰成果的基礎上，又對中國社會歷史性質形成個人相對獨立的見解，在這一前提下敘述的思想史，總體上自然有不同的面貌，更有不同的社會功能。例如，他以自己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獨特理解為前提，分析中國古代史的特殊路徑，并在此基礎上，指出和解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賢人”（區別于古希臘的“智者”）風格，是自成一格的。再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解釋為例，可以看出胡、侯兩者價值取向的不同。同樣是肯定它，胡適看到的是中國的“文藝復興”，侯外廬強調的則是中國的“啟蒙運動”，前者尋求的是科學，后者贊頌的則階級覺悟與階級斗爭。

思想史可以包含哲學史，但思想與哲學有些地方不一樣，思想可以為大眾擁有,哲學必須是專家的事業。思想史可以敘述和解釋那些未必有價值，但它在歷史上發生影響的思想，哲學史則得選擇那些比前人提供更新的見解、而且思考相對系統的思想，正如馮友蘭所強調的。至少，它是優先原則。但與意識形態體系配合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區分與評價原則，沒法說明思想的深刻與膚淺。特別是當它的外延被無限放大以后，說一句合乎常識的話，可能就會被封為“唯物主義”者而得到“優待”。這種問題不一定出現在侯著中，但運用這種范式的“哲學史”著述必定會有這種問題。后來終于產生了做農民領袖哲學的文章這種現象。還有，由于這個框架是西洋近代哲學中的問題，與中國傳統的義理問題難對上號，于是又發生了同一個作者對同一個對象先后交替使用相反的帽子這種尷尬的現象。這導致這種研究也陷入困境。對這種“外在解釋”本身，看來也需要作一種“外在解釋”。

五、回歸“內在解釋”

對胡、馮、侯三個哲學史研究范例的論析，我們可以看到，本世紀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才產生的“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演變，是一個對傳統知識譜系進行不斷改寫的過程。其實在被解釋的傳統學術內部，也有這樣的情形，如宋學與漢學對孔、孟思想的不同解釋。所不同的是“哲學史”不同版本所依托的西學背景，不但程度深淺不一，而且選擇類型也有區別。如馮比胡、侯，對西洋思想接受的程度就淺得多，或者說是正統得多。而胡、侯雖然在反傳統方面一致之處較多，但五十年代以后，各自所依托的體系，恰好處在意識形態對立最尖銳的位置上，固后者得盡力同前者劃清界線。所以，這個學科的進展，主要不是取決于史料鑒別的能力或敘述內容的確切程度。雖然這一要求是公共承認的，但只是最基本的。這不同版本的更替從根本上講，取決于學界甚至是社會的價值選擇。這是一種“外在解釋”的觀點。

因此，唯物、唯心的模式在八十年代受質疑并逐漸退埸的現象，便不能僅僅看作學理漏洞的問題，而要將其同從這一時期開始的社會變革聯系起來考察。這是特定模式的“外在解釋”的退化，并不意味著一般“外在解釋”方法的被放棄。因為新的反傳統聲浪正在掀起，只要是反傳統，“剝皮”主義就會派上用場。它甚至可以被運用到分析“”的意識形態上來，這主要表現在思想史或所謂傳統文化研究中。與此同時，馮友蘭過去成果的重新被評價，港臺新儒家在大陸的流行，體現著“內在解釋”方法再次受重視，至少在哲學史行當內是這樣?，F代新儒家治宋學最專精，牟宗三在其《心體與性體》中，為自己提出了解宋學義理之任務時說：“了解有感性之了解，有知性之了解，有理性之了解。仿佛一二，望文生義，曰感性之了解。義義厘清而確定之，曰知性之了解。得其系統之原委，曰理性之了解?！保?8）這“理性之了解”實也系為“圣學”“圓理”的方法。這兩種解釋所體現的立場是沖突的，但差不多又同時流行。正面評價的話，是意識形態松動后，社會價值多元化的結果；反之，則會看作“”后學界對社會以至文化價值一時沒有共識的表現。

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思想史版本是李澤厚的。他聲稱其工作是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探索，而對這一“結構”分析的結果，他喜歡用“一方面……另一方面……”這種句式來說明問題的所謂“兩重性”。這兩重性，往往是分別采取具體與抽象兩種不同的方法來揭示的，以其對宋明理學的評論為例，當他表達否定方面時，可以現代意識形態的某些口號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還原為封建名教的衍生物；而要肯定的地方，則抽象出達到“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人優于自然等方面，提高到本體論的高度，空前地樹立了人的倫理學主體性的莊嚴偉大”的水平。（39）他的真正興趣在后者，很“辯證”的說法，是思想過渡的痕跡。再往后，特別是經歷震蕩后的九十年代，學界對傳統的同情態度不斷得到加強。

把哲學研究稱“內在解釋”，而把歷史研究稱“外在解釋”，只是哲學史學科內的劃分法。前者雖然對傳統有基本的認同，但它不同程度上必須依賴于某種西方哲學的范疇甚至思考方式，才能進行。對傳統價值的特殊性有更深體認的話，可以拋開外來的框架，象上面提及的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敘述、解釋也自成一體。而思想史研究也有個內外問題，現代新儒家中以思想史名家的徐復觀就強調要以概念而非名物作研究對象：“凡可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必是有他的基本概念，以作為其出發點與歸結點。此種基本概念，有的是來自觀照，有的是來自解析。盡管其來源不同，性格不同，但只要他實有所得，便可經理知的反省而使其成一種概念。概念一經成立，則概念本身必有其合理性、自律性。合理性、自律性之大小，乃衡斷一家思想之重要準繩?！保?0）余英時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時也提出有關內外理路的區別問題，在指出章太炎的“反滿說”與侯外廬的“市民階級說”對解釋清學興起的局限后，他說：“無論是政治的解釋或是經濟的解釋，或是從政治派生下來的反理學的說法，都是從外緣來解釋學術思想的演變，不是從思想史的內在發展著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薄八栽谕饩壷?，我們還特別要講到思想史的內在發展。我稱之為內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后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保?1）這也就是知識社會學所說的認同于對象所預設的前提的“內在解釋”。九十年代已來復興學術史的努力，便可以基于兩種不同的思想傾向，一是隨胡適繼“漢學”，追求知識的確定性，同國際學術“接軌”；另一是效錢穆，同情宋學，強調中國學術思想體系的特殊性，避免中國學術太洋化。

毫無疑問，“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各有其思想或知識上的價值，哲學史同思想史、學術史的關系也不那么容易厘清，還是回到哲學史上來?，F在問題的提法，恐怕不是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是否成立，而是如何成立。關鍵是為其思想功能定位，即其發展應當有利于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在這個前提下，有兩種傾向不應提倡：一是對哲學問題采取非哲學的研究方式，這在有些學科如思想史，也許是沒有問題的，但它無助于提高哲學思考的水平；另一是把非哲學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強行作“哲學分析”，其結果是降低傳統思想在現代讀者心目中的聲譽。而從哲學的角度研究中國思想傳統，必須注意并不只有哲學史一途，還可以作哲學研究。前者把對象看成歷時態的，不必多說；后者則處理為共時態的，例如，章太炎的《齊物論釋》，馮友蘭的“新理學”，還有龐樸近年來的中國智慧探究，“文本”可以是一篇著作，一個學派，甚至是整個傳統，都可作為一個獨立的對象來對話、詮釋或者重構，其創獲不是哲學史，而是哲學。這會有利于打開哲學發展的途徑，哲學史的建設，最終目的不是回顧歷史，而是解釋生活，表達理想。胡適當年的愿望是，在中國資料與西洋學說結合的基礎上建立新哲學，馮友蘭則以“新理學”作了自己的嘗試。為了現代中國的哲學發展，這才是“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在本世紀中國社會急劇變遷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有力理由。

注釋：

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載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以下簡稱“《胡知學術文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8至12頁。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至3頁。

3、同注1，第28頁。

4、同注2，第8頁。

5、金岳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

6、《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2頁。

7、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轉引自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57頁。

8、參閱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7頁。

9、見蔡元培：《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10、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14頁。

11、胡適：《中國哲學的線索》，《胡適學術文集》上冊，第520頁。

12、胡適：《先秦名學史》，《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773頁。

13、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1082頁。

14、同上，第1083頁。

15、見《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9至198頁。

16、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至71頁。

17、同上，第73頁。

18、徐復觀：《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第57頁。

19、胡適：《先秦名學史》，《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772頁。

20、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胡適學術文集》上冊，第329至330頁。

21、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85至289頁。

2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第22頁。

23、同上，第288頁。

2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第588頁。

25、同上，第1008頁。

26、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223頁。

27、陳寅?。骸恶T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

2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第896頁。

29、同上，第905頁。

30、馮友蘭：〈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頁。

31、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第124至125頁。

32、同上，第280至281頁。

33、參閱KarlMannheim,`TheIdeologicalandSociologicalInterpretationofIntellectualPhenome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pp.116—31.

34、趙紀彬：《論語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9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轉引自《論語新探》，第31頁。

36、侯外廬：《韌的追求》，第267頁。

37、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頁。

38、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序》。

39、李澤厚：《宋明理學片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6頁。

論文范例范文篇2

(一）落款（Title,Topic）

落款又稱標題或標題。落款是以最恰當、最簡明的詞語反映論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內容的邏輯組合。論文標題是一篇論文給出的觸及論文規模與水平的榜首個重要信息，也是有必要考慮到有助于選定要害詞不達意和編制題錄、索引等二次文獻能夠提供檢索的特定實用信息。論文標題十分重要，有必要用心酌量選定。有人描繪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話：“論文標題是文章的一半”。對論文標題的要求是：精確得當：簡略精煉：外延和內在恰如其分：奪目。對這四方面的要求分述如下。1．精確得當要求論文標題能精確表達論文內容，恰當反映所研討的規模和深度。常見缺點是：過于抽象，題不扣文。要害問題在于標題要緊扣論文內容，或論文內容民論文標題要互相匹配、緊扣，即題要扣文，文也要扣題。這是編撰論文的基本準則。2．簡略精煉力求標題的字數要少，用詞需求精選。至于多少字算是符合要求，并無一致的“硬性”規則，一般期望一篇論文標題不要超出20個字，不過，不能由于一味尋求字數少而影響標題對內容的恰當反映，在遇到兩者確有矛時，寧可多用幾個字也要力求表達清晰。若簡略落款不足以顯示論文內容或反映出歸于系列研討的性質，則可利用正、副標題的辦法處理，以加副標題來彌補闡明特定的試驗資料，辦法及內容等信息使標題成為既充沛精確又不流于抽象和一般化。3．外延和內在要恰如其分“外延”和“內在”歸于形式邏輯中的概念。所謂外延，是指一個概念所反映的每一個目標；而所謂內在，則是指對每一個概念目標特有屬性的反映。出題時，若不考慮邏輯上有關外延和內在的恰當運用，則有可能呈現謬誤，至少是不當。4．奪目論文標題盡管居于首先映入讀者眼皮的奪目方位，但仍然存在標題是否奪意圖問題，由于標題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現的內容是否奪目，其發生的效果是相距甚遠的。有人對36種公開發行的醫學科持期刊1987年宣布的論文的部分標題，作過統計剖析，從中篩選100條有過錯的標題。在100條有過錯的標題中，歸于“省掉不當”過錯的占20%；歸于“介詞運用不當”過錯的占12%）。在運用介詞時發生的過錯主要有：①省掉主語——榜首人稱代詞不達意后，沒有運用介詞結構，使輔助成分誤為主語；②需求運用介詞時又沒有運用；③不需求運用介詞結構時運用。歸于“主事的過錯”的占11%；歸于“并排聯絡運用不當”過錯的占9%；歸于“用詞不當”、“語句混亂”過錯的各占9%，其它類型的過錯，如標題冗長、文題不符、重復、歧意等亦時有發生。

（二）作者姓名和單位（Authoranddepartment）

這一項歸于論文署名問題。署名一是為了表明文責自負，二是記載作用的勞動成果，三是便于讀者與作者的聯絡及文獻檢索（作者索引）。大致分為二種情形，即：單個作者論文和多作者論文。后者按署名順序列為榜首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堅持腳踏實地的情緒，對研討作業與論文編撰實踐貢獻最大的列為榜首作者，貢獻次之的，列為第二作者，余類推。注明作者所在單位相同是為了便于讀者與作者的聯絡。

（三）摘要（Abstract）

論文一般應有摘要，有些為了世界交流，還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論文內容不加注釋和評論的簡略陳述。其他用是不閱讀論文全文即能取得必要的信息。摘要應包含以下內容：①從事這一研討的意圖和重要性；②研討的主要內容，指明完成了哪些作業；③取得的基本定論和研討成果，突出論文的新見地；④定論或成果的意義。論文摘要盡管要反映以上內容，但文字有必要十分簡煉，內容亦需充沛歸納，篇幅巨細一般限制其字數不超越論文字數的5%。例如，關于6000字的一篇論文，其摘要一般不超出300字。論文摘要不要列舉例子，不講研討進程，不用圖表，不給化學結構式，也不要作自我評價。編撰論文摘要的常見缺點，一是照搬論文正文中的小標題（目錄）或論文定論部分的文字；二是內容不濃縮、不歸納，文字篇幅過長。

（四）要害詞（Keywords）

要害詞歸于主題詞中的一類。主題詞除要害詞外，還包含有單元詞、標題詞的敘詞。主題詞是用來描繪文獻資料主題和給出檢索文獻資料的一種新式的情報檢索語言詞匯，正是由于它的呈現和開展，才使得情報檢索計算機化（計算機檢索）成為可能。主題詞是指以概念的特性聯絡來區別事物，用自然語言來表達，而且具有組配功用，用以精確顯示詞與詞之間的語義概念聯絡的動態性的詞或詞組。要害詞是標明文獻關建主題內容，但未經規范處理的主題詞。要害詞是為了文獻標引作業，從論文中選取出來，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內容信息款意圖單詞或術語。一篇論文可選取3~8個詞作為要害詞。要害詞或主題詞的一般挑選辦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論文寫作后，縱觀全文，先出能表示論文主要內容的信息或詞匯，這些住處或詞江，能夠從論文標題中去找和選，也能夠從論文內容中去找和選。例如上例，要害詞選用了6個，其中前三個就是從論文標題中選出的，然后三個卻是從論文內容中選取出來的。后三個要害詞的選取，彌補了論文標題所未能表示出的主要內容信息，也進步了所觸及的概念深度。需求選出，與從標題中選出的要害詞一道，組成該論文的要害詞組。要害詞與主題詞的運用，主要是為了習慣計算機檢索的需求，以及習慣世界計算機聯機檢索的需求。一個刊物添加“要害詞”這一項，就為該刊物進步“引用率”、添加“知名度”拓荒了一個新的途徑。

論文范例范文篇3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闭軐W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知識思想的范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

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為。（人生哲學舊稱“倫理學”）

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呢。（教育哲學）

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管理。（政治哲學）

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宗教哲學）

依此，“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方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后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便成了哲學史?！保?）他的哲學史目的有三個，即明變、求因和評判。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緒論中開篇即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要了解其意義，不能靠一個定義，而是要知道其一般的內容。希臘人把哲學分成物理學（Physics）、倫理學(Ethics)與論理學(Logic)三大部，柏拉圖以后一般又分為下列三大部：

宇宙論──目的在求一“對于世界之道理”(ATheoryofWorld)，

人生論──目的在求一“對于人生之道理”(ATheoryofLife)，

知識論──目的在求一“對于知識之道理”(ATheoryofKnowledge)。

接著，他又分別把宇宙論分為本體論(Ontology)與“宇宙論”(Cosmology)，人生論分為心理學與倫理學政治社會哲學，知識論分為“知識論”(Epistemology)與論理學各兩部分。哲學史便是對于歷史上出現的上述類型思想的整理。（2）

胡、馮二氏對哲學界定的寬嚴并不一樣，對哲學問題關注的焦點也不一樣，胡著重的是“怎么樣”，馮則是“什么”。但有個共同點，就是以西學為衡量中學的尺度。胡適說：“我做這部哲學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我所用的比較參證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薄拔覀內粝胴炌ㄕ碇袊軐W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保?）不過，為何要用西方哲學作為整理、評判中國思想學術的工具，而不是反過來？這個問題胡適沒明說，也許他認為是自明的。馮友蘭則這樣回答：

吾人本亦可以中國所謂義理之學為主體，而作中國義理之學史。并可就西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義理之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以成就一西洋義理之學史。就原則上言，此本無不可之處。不過就事實言，則近代學問，起于西洋，科學其尤著者。指中國或西洋歷史上各種學問之某部分：而謂為義理之學，則其在近代學問中之地位，與其與各種近代學問之關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謂哲學，則無此困難。此所以近來只有中國哲學史之作，而無西洋義理之學史之作也。（4）

說白了，就是要把中國傳統學術納入現代西方文化體系的框架中來理解。金岳霖說：“以歐洲的哲學問題為普遍的哲學問題當然有武斷的地方，但是這種趨勢不容易中止?！保?）這不是學理的裁判，而是歷史情勢造成的問題。它是近代中西接觸以來，西方勢力有效擴張所導致的。讀讀嚴復在上個世紀末那些中西比較的文章，尤其是那篇《救亡決論》，就知日后的所謂“會通”中，西學主宰中學已成定局。在激于時勢，憤而指斥中學的“無實”、“無用”之后，嚴復說：“今夫學之為言，探賾索隱，合異離同，道通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舉一端而號之曰‘學’者，至不茍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層累枝葉，確乎可證，渙然大同，無一語游移，無一事違反；藏之于心則成理，施之于事則為術；首尾賅備，因應厘然，夫而后得為之‘學’?！薄笆枪嗜∥鲗W之規矩法戒，以繩吾‘學’，則凡中國之所有，舉不得‘學’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觀之，特閱歷知解積而存焉，如散錢，如委積?！保?）事實上，多數中國人所了解的“各種近代學問”，就社會科學而言，基礎是嚴復所翻譯的八大名著所奠定的，它涵蓋了經濟、政治、法、社會、以及邏輯諸學科，有力地影響了以后的學科觀念。即使象王國維，前期研究哲學，要“論性”、“釋理”、“原命”，也無不拿西洋哲學為分析、評判框架。只不過他喜歡的西洋對象與嚴復不一樣而已。而嚴復著力推介的進化論、經驗主義及歸納法，直接影響了胡適。胡適關于哲學史的界定有兩個關鍵詞：根本與方法。他用西方哲學框架剪裁中國學術，實則是承嚴復的思想脈絡，從根本上重估中國文化體系的嘗試。

如果不是重估或重構傳統價值體系的潛在要求，中國古代學術也非必借助西方哲學整理不可。遠的如黃宗羲等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就是“義理之學史”。近的如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參照西學，敘述也自成一系統。其晚年完成的《朱子新學案》，也沿用傳統的學案體，避免用西哲概念。他是自覺的：

哲學一名詞，自西方傳譯而來，中國無之。故余嘗謂中國無哲學，但不得謂中國人無思想。西方哲學思想重在探討真理，也不得謂中國人不重真理。尤其如先秦諸子及宋明理學，近代國人率以哲學稱之，也不當厚非。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究有其大相異處，是也不可不辯。（7）

據說，這是他晚年勉強使用“哲學”一詞時的說明。錢氏強調中國學術的特殊性，同他強調整個中國文化體系的獨特性是相聯系的。馮友蘭雖然自稱“正統派”，但相比之下，錢穆的保守主義精神更強。到了晚年，他仍對“禮”與“家”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念念不忘。（8）只有強調文化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人，才可能做用一種系統解釋另一種系統的工作。事實上，不但胡適是持普遍主義立場的人，馮友蘭也不例外，他的“新理學”要“別共殊”，認為中國社會的前途應從生產家庭化走向生產社會化，正是肯定文化也有普遍性一面。

但是，普遍主義只是一種理想，即使是西方文化價值，它本身也是多元的。因此，西學背景的不同，對傳統理解及態度的不同，都會導致使用方法及研究結論的不同。所以馮友蘭承認，哲學史永遠有重寫的可能。這樣，近百年來才產生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就只能看作是研究者依不同的思想背景對傳統學術譜系進行改寫，并在這種改寫中塑造現代價值體系的思想行為。所以，在這個世紀末，我們有必要重讀已被寫成的各種“哲學史”。分析“中國哲學史”同傳統學術的關系以及“中國哲學史”內部知識譜系的演生層次，從而也從一個側面透視現代意識形態的塑造過程。

二、做翻案文章

首先要讀胡適。蔡元培贊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而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為他既對西洋哲學史很有心得，又能兼治“漢學”。（9）胡適自己也說：“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后，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自己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保?0）然而，胡適對哲學史的方法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也許更能顯示其結合西學與漢學的特色：

我平日喜歡做歷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線索》。這個線索可分兩層講。一時代政治社會狀態變遷之后，發生了種種弊端，則哲學思想也就自然發生，自然變遷，以求改良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弊端。所謂時勢生思潮，這是外的線索。外的線索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內的線索，是一種方法──哲學方法，外國名叫邏輯Logic……外的線索只管變，而內的線索變來變去，終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徑的。（11）

如果我們把這兩條線索的探究稱做“外在解釋”與“內在解釋”，胡適主要走外在解釋一路。漢學家訓詁、考據的方法，不僅幫助他下功夫確定文獻的真偽及價值，而且有利于其探究文獻產生時代的社會狀態?！吨袊軐W史大綱》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這類問題，故馮友蘭也承認他的這一長處。而進化論的觀念以及從杜威的實用主義那里學來的歷史的方法，使他不會陷于傳統漢學那種就事論事的靜態的眼光，從而掌握了一種整體的、演進的處理手法。

胡適的哲學史研究，是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輸入學理、研究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工作的一種實踐。關于“新思潮的精神”，他寫文章時沿用尼采的說法，叫“重估一切價值”。具體點說，就是對過去的風俗制度、圣賢教訓、大眾信仰持一種評判，即懷疑的態度。用流行的說法，就是“反封建”或“反傳統”。學術方法的運用系思想立場支配的結果，而“疑古”正是立場與方法結合的表現。

“疑古”源于清代漢學，開始是有些學者用考據的方法辨別偽經，后來發展到疑史。清末的康有為集疑古之大成，以辨偽的名義宣稱近二千年來被歷代奉為圣憲的古文經典，是東漢劉歆等人別有用心偽造出來的?？凳弦山浀哪康脑谟谝烧?，辨偽是為其改制的行為造輿論。他的政治立場后來在新文化運動中遭批判，但其疑古的觀點對民初學界很有影響，胡適與顧頡剛都提到這一點。胡適是古史辨派的精神領袖，其哲學史不從三皇五帝而從《詩》三百篇開始，正是做出疑古的表率。

所謂價值重估就是做翻案文章，疑古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在史實無可懷疑的情況下，還有意義的重新估量問題。就哲學史而言，胡適懷疑的問題，大的方面歸納起來有三點：孔子及其思想的神圣性，儒家及其道統觀的合理性，非經驗的心性問題的有用性。在《先秦名學史》中，胡適說：“我確信中國哲學的將來，有賴于從儒學的道德倫理和理性的枷鎖中得到解放?！鍖W曾經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國的許多敵對的學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學的權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燦爛群星中的一顆明星，那末，儒學的被廢黜便不成問題了?！保?2）這樣，他不僅要懷疑正統的價值和理想，還要發掘和表彰那些被貶斥或被埋沒的非主流的思想人物。這也是翻案。例如，贊揚與儒家對立的具有經驗主義傾向且有邏輯意識的墨家，表揚反董仲舒的自然主義者王充，介紹一連串反理學的思想家。特別是撰寫《戴東原的哲學》，這大概是胡適所寫的最有哲學味道的哲學史論文了。

在《戴東原的哲學》中，胡適附論阮元時評論其《性命古訓》等有關性論著作的方法論說：“阮元是有歷史眼光的，所以指出古經中的性字，與《莊子》的性字不同，更與佛書中的性字不同。這種方法用到哲學史上，可以做到一種‘剝皮”工夫。剝皮的意思，就是拿一個觀點，一層一層地剝去后世隨時渲染上去的顏色，如剝芭蕉一樣。越剝進去，越到中心?！保?3）“阮元是一個剝皮的好手。他論性，論仁，都只是要把一個時代的思想歸還給那一個時代；都只是要剝去后代涂抹上去的色彩，顯出古代的本色?！保?4）這是一種抽象還原為具體，觀念還原為歷史的方法，其視角是歷史而非哲學的。它同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學說所用的思想方法完全一致，此即“凡是一件史實，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后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焙m當時在《古史討論的讀后感》中就徑直稱其為“剝皮主義”。（15）所以，胡適“說儒”，關于儒的來歷的故事說得有聲有色，而關于儒的思想則無甚精彩可言。他用迷信的孝子出喪時的裝扮來比喻性命一類觀念，主張用“剝皮”的辦法讓其現原形，所得成果自然可想而知。

深受胡適影響的傅斯年，寫《性命古訓辨證》，認為阮元之作“實為戴震《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兩書之后勁，足以表顯清代所謂漢學家反宋明理學之立場者也?！薄叭钍暇鄯e詩書論語孟子中之論性命字，以訓詁學的方法定其字義，而后就其字義疏為理論，以張漢學家哲學之立場，以動搖程朱之權威。夫阮氏之結論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則足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儀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是也?！保?6）

然傅氏又說：“語言的觀點之外，又有歷史的觀點，兩者同其重要。用語言學的觀點以識性命諸字之原，用歷史的觀點所以疏性論歷來之變?！保?7）他的“辨證”循此而成為借思想的分析去透視歷史發展的研究。這自然是胡適倡導的戲路。后來徐復觀便譏其為清代考據學同西洋經驗主義的末梢相結合的“洋漢學”：

清代考據，本是工具之學，但他們無形中以工具代替目的，以名物否定思想。自標漢學，以打擊宋明理學為快意，卻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完全埋沒了。此一風氣，與近代經驗主義的末梢趣向，有其相同，于是兩相匯合而形成‘洋漢學’，其特點是不承認文化的精神作用，而實則系表明其精神之為一睡眠狀態。（18）

胡適并非只是從否定的立場看待中國傳統，也非不對中國哲學作“內在解釋”，只不過由于其自身的哲學甚至文化立場的偏狹，導致他在這方面創獲的限制。早在《先秦名學史》的導論中，他就透露出其選題的動機同這樣的問題有關：“我們在那里能找到可以有機地聯系現代歐美思想體系的合適的基礎，使我們能在新舊文化內在調和的新基礎上建立我們自己的科學和哲學？”（19）在胡適的心目中，中國文化的缺陷在于缺乏科學的思想方法和邏輯，而先秦諸子已有這樣的思想萌芽，分析及表彰這些內容，有利于我們從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從而創造自己的新文化。50年代末，他又在“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提交一篇題為《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論文。文中除列舉象老子、王充一類的自然主義觀點外，還特別敘述了從朱熹到清代漢學的考據學傳統。強調他們的方法是科學的，同西方相比，只不過它的應用對象是歷史文獻而非自然現象而已。

這種“科學情結”當然是嚴復以來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共有的，它本身不是問題。只是當胡適以它為單一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文化后，才顯得比較偏頗。按這個框架，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及宋明理學（除朱熹的“格致”說外），就會因其無實用價值而落在其哲學史視野之外，所以其中國哲學史研究，基本上不觸及最有中國哲學特點的哲學內容。這就可以理解他為什么理學不寫，反理學的思想家則如數家珍。反過來，他所津津樂道的邏輯和科學方法又確是中國文化的弱點所在。如果以此代表中國哲學，只能給人一個很糟糕的印象。即使把考據學說得再“科學”也無濟于事。也許是這一思想困境，寫完《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后，胡適續寫下來的著作，便叫《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而這個長編還未到玄學便又嘎然中止了。胡適的歷史眼光很犀利，但哲學品味則很少人恭維，改入思想史研究，可能較易藏拙。

不過，胡適的好“翻案”可謂承前啟后，在他之前是“漢學”，從古文到今文，莫不如此。從他以后是西學，西學中又有比他翻案更徹底的，如“”中的“評法批儒”。胡適當年評論法家“李斯的焚書政策只是要掃除一切‘非愚即誣’的書籍，叫人回頭研究現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為教’，下‘以吏為師’?！山袢盏恼Z言，這種政策不過等于廢除四書五經，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點現代的法律、經濟、政治知識。這有什么稀奇呢？我們至多不過嫌李斯當日稍稍動了一點火氣，遂成了一種恐怖政策……”（20）胡適對“恐怖政策”還有一個“嫌”字，到了70年代，在變換了的歷史背景下，學界則只有一個“贊”字可說。從這翻案的頻繁，可見從清代開始，中國文化價值系統一直處于變動不安的狀態之中。

三、正統與“合題”

跟胡適相比，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的價值觀是正統的，這一點馮氏自己也不否認。但他強調，這個“正統”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黑格爾正、反、合中的‘合’。以對待中西文化態度的區分為準，“正”是以傳統文化衡量外來文化，“反”是以新文化批判舊文化，“合”則是對中西文化作相互闡明。馮友蘭在評論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時曾舉例說：“哲學家胡適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批判中國哲學的書，而不是一本中國哲學的歷史書。中國哲學中兩個影響最大的學派──儒家和道家受到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觀點的批判和懷疑……我們在讀胡適的書時，不能不感到他認為中國文化的全部觀點是錯誤的?！彼摹昂稀闭且m正胡適的“反”。（21）

胡、馮的學術的區別，多根源于兩者立場的不同。除方法上有漢、宋學風之分外，還有其它問題的對比可以列舉。例如，關于哲學史的目的，胡適定為明變、求因與評判，實際上是尋求思想變遷同社會變遷的因果關系，著眼點是歷史知識；馮友蘭則更重視通過它去揭示一個民族的精神信念，他把哲學史對通史的意義喻為“畫龍點睛”。兩種哲學史體例的不同，也很有意思。馮說：“寫的哲學史有兩種體裁：一為敘述式的；一為選錄式的。西洋人所寫之哲學史，多為敘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學史家可以盡量敘述其所見之哲學史?！袊怂鶎懘祟愔畷鴰捉詾檫x錄式的；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即黃宗羲所著之宋、元、明哲學史……”前者的缺點在于，讀者易為著者的見解所蔽；后者的問題是作者難以表達自己系統的見解。（22）胡適的“大綱”基本上是敘述式的寫法，究其原因，是他不認同于傳統的觀點，需要用外來的觀念對材料作“整理”，以便對象能成“體統”，可資利用，所以要用一種作者以我為主的方式。馮友蘭則相信中國哲學本身就是成系統的，不過這一系統不是表現在陳述、推理的形式上，而是在思想實質方面。他的任務是要借助形式的功夫，讓思想實質顯示出來。因此，他的哲學史則兼顧兩種體例的特點，既顯示其調和的性格，也可知其對傳統有更多的體認。

馮友蘭當然也有其西方哲學背景，他也把孔、孟、荀同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關系作類比，不過他借用的西學，不是胡適認同的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而是理性主義及實在論。他與胡適的共同點是講究邏輯，要求思想清晰，但他承認且重視不可實證的觀念的東西的價值。以講莊子為例，胡適只是注意其出世主義與相對主義對社會與學術進步的阻礙。唯一的贊揚是發現莊子有生物進化論的思想，但后來覺得那只是一種循環論，又把這一評價收回了。馮友蘭著眼的是莊子的自由意識以及神秘主義的特征：“莊學中之社會政治哲學，主張絕對的自由，蓋惟人皆有絕對的自由，乃可皆順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主張絕對的自由者，必主張絕對的平等，蓋若承認人與人、物與物間，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則善者應改造不善者使歸于善，而即也不能主張凡物皆應有絕對的自由矣。莊學以為人與物皆應有絕對的自由，故亦以為凡天下之物，皆無不好，凡天下之意見，皆無不對?！保?3）馮氏還用詹姆士的“純粹經驗”詮釋莊子的神秘主義，并將其同孟子相比較，揭示中國哲學的這一特點。而對胡適所盛贊的更重視經驗、自然及實證的王充、戴震，馮的評價便低調得多：“《論衡》一書，對于當時迷信之空氣，有摧陷廓清之功：但其書中所說，多攻擊破壞，而少建樹，故其書之價值，實不如今人想象之大也?！保?4）“東原之學，實有與宋儒不同之處；但東原未能以此點為中心，盡力發揮，因以不能成一自圓其說之系統。此東原之學，所以不能與朱子陽明等匹敵也?！保?5）馮友蘭的衡量尺度是哲學，著重的不只是是否正確，還在乎是否深刻、系統。

哲學史的“外在解釋”主要是歷史研究，“內在解釋”則是哲學研究?！皟仍诮忉尅笔邱T氏工作的特色所在，他自稱是繼承宋學的方法，“注重于文字所表的義理的了解、體會”。（26）最能顯示馮著這種治學特色的，是其對宋明理學的闡釋。陳寅恪在對該書的審查報告中說：“此書于朱子之學多所發明。昔閻百詩在清初以辨偽觀念，陳蘭甫在清季以考據觀念，而治朱子之學，皆有所創獲。今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解?！保?7）所謂西洋哲學主要是指實在論的觀點，下面擇要看他對“太極”、“理”、“氣”的解釋：

以現在哲學中之術語言之，則所謂形而上者，超時空而潛存(Subsist)者也；所謂形而下者，在時空而存在(Exist)者也。超時空者，無形象可見。故所謂太極，“不是說有個事物光輝輝地在那里?！贝怂^“無極而太極”也。朱子云：“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保?8）

理世界為一“無形跡”之“凈潔空闊底世界?！崩碓谄渲?，“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贝似渌詾槌瑫r空而永久(Eternal)也。此具體的世界為氣所造；氣之造作必依理。如人以磚瓦木石建造一房；磚瓦木石雖為必需，然亦必須先有房之形式，而后人方能用此磚瓦木石以建筑此房。磚瓦木石，形下之器，建筑此房之具也；房之形式，形上之理，建筑此房之本也。及此房成，而理即房之形式，亦在其中矣。（29）

這種闡明或者詮釋的方法，實質上可以稱為“圓理”的方法。它是用一種更容易理解，更有說服力的論述方式，使經典上的內容看起來更合理，包含的意義顯得更豐富，同我們的生活經驗聯系更密切。這解釋得來的意義，未必是原作者心目中所有的，但至少在邏輯上是不沖突的。要賦予經典的思想有更普遍化意義，邏輯上必須把對象抽象化。這同胡適的“剝皮”主義又是形成對照。胡的興趣是把抽象還原成具體，他最不喜歡的東西中，一定包括有“抽象”。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他反對談“主義”的理由之一就是它“抽象”。馮友蘭則深諳此道，而且終生堅持，即使是在說理最麻煩的情況下也如此。他在1958年發表的那篇引起廣泛爭議的文章，《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就是對這種立場的再次表現：

在中國哲學史中，有些哲學命題，如果作全面的了解，應該注意到這些命題的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抽象的意義，一是具體的意義。過去我個人，對于中國哲學史中的有些問題，差不多完全注意它們的抽象意義，這當然是不對的。近幾年來，我才注意到這些命題的具體意義。當然，注意具體意義是對的，但是只注意具體意義就不對了。在了解哲學史中的某些命題時，我們應該把它的具體意義放在第一位，因為，這是跟作這些命題的哲學家所處的具體社會情況有直接關系的。但是它們的抽象意義也應該注意，忽略了這一方面，也是不夠全面的。（30）

這篇文章雖然也舉了象“天下為公”一類認知性質的例子來說明其觀點，但他真正想說的問題是，如孔子的“愛人”、孟子的“人皆可為堯舜”之類的命題，應該在懸括其具體意義，即階級屬性的情況下，繼承它的抽象意義，即把“人”當人類，把“堯舜”當道德完善的人看待。這確是他前期正統觀點的委婉申辯，后來發表的《論孔子》、《再論孔子──論孔子關于“仁”的思想》，便是這一意向的明朗化。馮友蘭把抽象與具體兩方面說得很辯證，有點又想尋求“合題”的味道。馮氏雖用瓶與酒來說明其對新舊問題的立場，其實，無論是“舊瓶新酒”（《中國哲學史》），還是“新瓶舊酒”（“新理學”），都是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來找“合題”的表現。這反映出他在文化傳統急變遷時代那種“舊邦新命”的價值立場，只是相對于更激進的人士來說，他才是保守的。

四、意識形態的更疊

在二十、三十年代，分別是胡適、馮友蘭的“哲學史”版本走紅，但從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以后，這一領域便是侯外廬的解釋獨領風騷。侯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代表一個學派，這個學派圍繞著《中國思想通史》的集體寫作而形成。侯氏稱自己（包括主編）的作品為思想史，那不是因為他要否定哲學史，相反，是要把哲學史置于更大的背景中來處理，這可以看作對哲學史的一種解釋方式。而且，他選擇的方式同其對胡、馮的看法很有關系。侯外廬及其同道一開始就自覺把胡適特別是馮友蘭當作對手，他晚年回憶說：“我細細研究過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所論及的每一個人物，在寫《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時，對馮友蘭所肯定的人物進行有針對性的批判，例如對孔子、孟子、特別是老子，都是例子?！薄拔曳磳︸T友蘭的唯心主義，也反對胡適的實用主義。胡適所論及的思想家、哲學家，我都逐一進行了分析和研究，胡適推崇墨子，我對墨子的評價也不低，我認為墨子在知識論和邏輯學上，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唯物主義者。胡適捧戴震，我也肯定戴震?！钡霭l點不一樣。（31）

雖然侯氏把胡、馮都當作對手，其實比較一下就知道，在對思想人物的褒貶方面，侯、胡的一致性遠大于胡、馮之間的一致性。除墨子、戴震不說，還有對莊子、對董仲舒、對王充、以及對許多理學與反理學人物的評價，差不多都是這樣。侯外廬說：“胡適、馮友蘭等人研究兩漢以后思想家、哲學家，只偏重于儒學諸家，而我們一致認為，中世紀思想家，必須著重研究異端思想和正統儒學的斗爭，無神論和有神論的斗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表彰中國思想史上唯物論的光輝傳統?！保?2）其實，如果把“唯物主義”換一種說法，叫實驗主義或功利主義，胡適也不會有異議。其背后的原因是：無論胡還是侯，兩者都站在反傳統的立場上，他們所依托的價值體系都是西方的，而且是傾向于西學中講實用、講經驗、講科學的那種傳統，這是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五四”以來共同分享的思想源泉；同時，他們主要都采取一種歷史的方法，即用“外在解釋”的方法處理思想史上的對象，固其所見自然會有略同之處。

方法與立場是相聯系的。知識社會學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區分對思想現象的“內在解釋”(intrinsicinterpretation)和“外在解釋”(extrinsicinterpretation)，前者是意識形態的，后者是社會學的。在“內在解釋”中，解釋者在對象預設的思想框架中工作，他只能就理論談理論，就觀念論觀念，不能揭露觀念的意識形態功能，其結果已被假定的前提所控制；“外在解釋”要求解釋者跳出對象設定的框框，分析最終影響這些觀念或理論的社會背景，從而揭露對象的意識形態功能，這是知識社會學所應采取的方法。這種主張是曼海姆（KarlMannheim）在吸收馬克思和韋伯思想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33）兩種解釋同前面的兩種劃分是對應的，這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反傳統主義者要從歷史入手解釋思想。只有把觀念還原為實際，才能揭下其普遍性的假面具。胡適的“剝皮”主義固然如此，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分析法更是這樣。思想有理由，也有原因。理由是用以說服人的，原因則是思想的動機，兩者不是一回事。外在解釋的關鍵就是要尋求、揭示隱蔽著的思想的動機，它假定這種隱而不露的動機同其賴以產生的環境、歸根到底即是特定利益是相聯系的。

與侯外廬同一陣營的趙紀彬，其《論語新探》正是通過還原觀念的具體意義對思想作“外在解釋”的例證。在該書的《釋人民》篇中，他借考據方法，區分出春秋時代“人”和“民”具有不同的涵義，前者屬于統治階級，后者屬于被統治階級，力圖以此抽空馮友蘭“仁者愛人就是愛一切人”的說法的根據。而在《人仁古義辨證》中，他又針對馮氏“孔子從‘仁’發現了‘人’”的觀點，以文字學的資料推出思想史的結論：“文字史上此種從‘人’到‘仁’的發展順序，乃由于春秋過渡時期，……引起‘人’的階級分裂，社會矛盾復雜化，遂從‘人’字孳生出‘仁’字，以為調和‘人’的階級內部矛盾的工具?！保?4）這種以考據揭示傳統哲學范疇的本義，從而分析其思想史功能的方法，背后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將抽象語言還原為普通語言的原則：“在哲學語言里，思想通過詞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軐W家們只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被歪曲了的現實世界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保?5）

侯外廬將其思想方法，“用今天的話明白地概括起來，就是：一、社會歷史階段的演進，與思想史階段的演進，存在著什么關系。二、思想史、哲學史出現的范疇、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體思想，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怎樣的先后不同。范疇，往往掩蓋著思想實質，如何分清主觀思想和客觀范疇之間的區別。三、人類思想的發展與某一時代個別思想學說的形成，其間有什么關系。四、各學派之間的相互批判和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條理。五、世界觀與方法論相關聯，但有時也會出來矛盾，如何明確其間的主導與從屬關系?！保?6）侯外廬是帶著進行意識形態斗爭的動機進入學術領域的，他所概括的是一個后來在學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學派的觀點。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多數中國哲學史教材，基本上沒超出其框架。當馮友蘭小心翼翼地提出他的“抽象繼承法”時，是在他已經向唯物史觀作了妥協的前提下的一種也許是“忠諫”的表現，但時勢不可能向他讓步，所以他招來一些他會覺得是不可理喻的批判。

侯外廬堅持要與胡適劃清界線，他與胡適的不同，不在其否定方面而在其肯定方面：“胡適派專門干混淆歷史的把戲，常把中國的舊唯物論和美國的‘實用主義’唯心論涂抹在一起，進行他的‘媒婆’任務。我們須嚴格地把二者區別開來?！保?7）胡適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與經驗主義的思想方式，導致他沒有對歷史提出一個完整的解釋系統，因此，當他要把思想還原為歷史時，他的敘述是零碎、不成系統的。而侯外廬則在吸收了三十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關于中國社會史論戰成果的基礎上，又對中國社會歷史性質形成個人相對獨立的見解，在這一前提下敘述的思想史，總體上自然有不同的面貌，更有不同的社會功能。例如，他以自己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獨特理解為前提，分析中國古代史的特殊路徑，并在此基礎上，指出和解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賢人”（區別于古希臘的“智者”）風格，是自成一格的。再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解釋為例，可以看出胡、侯兩者價值取向的不同。同樣是肯定它，胡適看到的是中國的“文藝復興”，侯外廬強調的則是中國的“啟蒙運動”，前者尋求的是科學，后者贊頌的則階級覺悟與階級斗爭。

思想史可以包含哲學史，但思想與哲學有些地方不一樣，思想可以為大眾擁有,哲學必須是專家的事業。思想史可以敘述和解釋那些未必有價值，但它在歷史上發生影響的思想，哲學史則得選擇那些比前人提供更新的見解、而且思考相對系統的思想，正如馮友蘭所強調的。至少，它是優先原則。但與意識形態體系配合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區分與評價原則，沒法說明思想的深刻與膚淺。特別是當它的外延被無限放大以后，說一句合乎常識的話，可能就會被封為“唯物主義”者而得到“優待”。這種問題不一定出現在侯著中，但運用這種范式的“哲學史”著述必定會有這種問題。后來終于產生了做農民領袖哲學的文章這種現象。還有，由于這個框架是西洋近代哲學中的問題，與中國傳統的義理問題難對上號，于是又發生了同一個作者對同一個對象先后交替使用相反的帽子這種尷尬的現象。這導致這種研究也陷入困境。對這種“外在解釋”本身，看來也需要作一種“外在解釋”。

五、回歸“內在解釋”

對胡、馮、侯三個哲學史研究范例的論析，我們可以看到，本世紀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才產生的“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演變，是一個對傳統知識譜系進行不斷改寫的過程。其實在被解釋的傳統學術內部，也有這樣的情形，如宋學與漢學對孔、孟思想的不同解釋。所不同的是“哲學史”不同版本所依托的西學背景，不但程度深淺不一，而且選擇類型也有區別。如馮比胡、侯，對西洋思想接受的程度就淺得多，或者說是正統得多。而胡、侯雖然在反傳統方面一致之處較多，但五十年代以后，各自所依托的體系，恰好處在意識形態對立最尖銳的位置上，固后者得盡力同前者劃清界線。所以，這個學科的進展，主要不是取決于史料鑒別的能力或敘述內容的確切程度。雖然這一要求是公共承認的，但只是最基本的。這不同版本的更替從根本上講，取決于學界甚至是社會的價值選擇。這是一種“外在解釋”的觀點。

因此，唯物、唯心的模式在八十年代受質疑并逐漸退埸的現象，便不能僅僅看作學理漏洞的問題，而要將其同從這一時期開始的社會變革聯系起來考察。這是特定模式的“外在解釋”的退化，并不意味著一般“外在解釋”方法的被放棄。因為新的反傳統聲浪正在掀起，只要是反傳統，“剝皮”主義就會派上用場。它甚至可以被運用到分析“”的意識形態上來，這主要表現在思想史或所謂傳統文化研究中。與此同時，馮友蘭過去成果的重新被評價，港臺新儒家在大陸的流行，體現著“內在解釋”方法再次受重視，至少在哲學史行當內是這樣?，F代新儒家治宋學最專精，牟宗三在其《心體與性體》中，為自己提出了解宋學義理之任務時說：“了解有感性之了解，有知性之了解，有理性之了解。仿佛一二，望文生義，曰感性之了解。義義厘清而確定之，曰知性之了解。得其系統之原委，曰理性之了解?！保?8）這“理性之了解”實也系為“圣學”“圓理”的方法。這兩種解釋所體現的立場是沖突的，但差不多又同時流行。正面評價的話，是意識形態松動后，社會價值多元化的結果；反之，則會看作“”后學界對社會以至文化價值一時沒有共識的表現。

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思想史版本是李澤厚的。他聲稱其工作是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探索，而對這一“結構”分析的結果，他喜歡用“一方面……另一方面……”這種句式來說明問題的所謂“兩重性”。這兩重性，往往是分別采取具體與抽象兩種不同的方法來揭示的，以其對宋明理學的評論為例，當他表達否定方面時，可以現代意識形態的某些口號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還原為封建名教的衍生物；而要肯定的地方，則抽象出達到“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人優于自然等方面，提高到本體論的高度，空前地樹立了人的倫理學主體性的莊嚴偉大”的水平。（39）他的真正興趣在后者，很“辯證”的說法，是思想過渡的痕跡。再往后，特別是經歷震蕩后的九十年代，學界對傳統的同情態度不斷得到加強。

把哲學研究稱“內在解釋”，而把歷史研究稱“外在解釋”，只是哲學史學科內的劃分法。前者雖然對傳統有基本的認同，但它不同程度上必須依賴于某種西方哲學的范疇甚至思考方式，才能進行。對傳統價值的特殊性有更深體認的話，可以拋開外來的框架，象上面提及的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敘述、解釋也自成一體。而思想史研究也有個內外問題，現代新儒家中以思想史名家的徐復觀就強調要以概念而非名物作研究對象：“凡可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必是有他的基本概念，以作為其出發點與歸結點。此種基本概念，有的是來自觀照，有的是來自解析。盡管其來源不同，性格不同，但只要他實有所得，便可經理知的反省而使其成一種概念。概念一經成立，則概念本身必有其合理性、自律性。合理性、自律性之大小，乃衡斷一家思想之重要準繩?！保?0）余英時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時也提出有關內外理路的區別問題，在指出章太炎的“反滿說”與侯外廬的“市民階級說”對解釋清學興起的局限后，他說：“無論是政治的解釋或是經濟的解釋，或是從政治派生下來的反理學的說法，都是從外緣來解釋學術思想的演變，不是從思想史的內在發展著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薄八栽谕饩壷?，我們還特別要講到思想史的內在發展。我稱之為內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后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保?1）這也就是知識社會學所說的認同于對象所預設的前提的“內在解釋”。九十年代已來復興學術史的努力，便可以基于兩種不同的思想傾向，一是隨胡適繼“漢學”，追求知識的確定性，同國際學術“接軌”；另一是效錢穆，同情宋學，強調中國學術思想體系的特殊性，避免中國學術太洋化。

毫無疑問，“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各有其思想或知識上的價值，哲學史同思想史、學術史的關系也不那么容易厘清，還是回到哲學史上來?，F在問題的提法，恐怕不是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是否成立，而是如何成立。關鍵是為其思想功能定位，即其發展應當有利于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在這個前提下，有兩種傾向不應提倡：一是對哲學問題采取非哲學的研究方式，這在有些學科如思想史，也許是沒有問題的，但它無助于提高哲學思考的水平；另一是把非哲學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強行作“哲學分析”，其結果是降低傳統思想在現代讀者心目中的聲譽。而從哲學的角度研究中國思想傳統，必須注意并不只有哲學史一途，還可以作哲學研究。前者把對象看成歷時態的，不必多說；后者則處理為共時態的，例如，章太炎的《齊物論釋》，馮友蘭的“新理學”，還有龐樸近年來的中國智慧探究，“文本”可以是一篇著作，一個學派，甚至是整個傳統，都可作為一個獨立的對象來對話、詮釋或者重構，其創獲不是哲學史，而是哲學。這會有利于打開哲學發展的途徑，哲學史的建設，最終目的不是回顧歷史，而是解釋生活，表達理想。胡適當年的愿望是，在中國資料與西洋學說結合的基礎上建立新哲學，馮友蘭則以“新理學”作了自己的嘗試。為了現代中國的哲學發展，這才是“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在本世紀中國社會急劇變遷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有力理由。

注釋：

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載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以下簡稱“《胡知學術文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8至12頁。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至3頁。

3、同注1，第28頁。

4、同注2，第8頁。

5、金岳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

6、《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2頁。

7、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轉引自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57頁。

8、參閱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7頁。

9、見蔡元培：《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10、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14頁。

11、胡適：《中國哲學的線索》，《胡適學術文集》上冊，第520頁。

12、胡適：《先秦名學史》，《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773頁。

13、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1082頁。

14、同上，第1083頁。

15、見《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9至198頁。

16、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至71頁。

17、同上，第73頁。

18、徐復觀：《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第57頁。

19、胡適：《先秦名學史》，《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772頁。

20、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胡適學術文集》上冊，第329至330頁。

21、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85至289頁。

2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第22頁。

23、同上，第288頁。

2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第588頁。

25、同上，第1008頁。

26、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223頁。

27、陳寅?。骸恶T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

2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第896頁。

29、同上，第905頁。

30、馮友蘭：〈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頁。

31、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第124至125頁。

32、同上，第280至281頁。

33、參閱KarlMannheim,`TheIdeologicalandSociologicalInterpretationofIntellectualPhenome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pp.116—31.

34、趙紀彬：《論語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9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轉引自《論語新探》，第31頁。

36、侯外廬：《韌的追求》，第267頁。

37、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頁。

38、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序》。

39、李澤厚：《宋明理學片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6頁。

論文范例范文篇4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闭軐W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知識思想的范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

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為。（人生哲學舊稱“倫理學”）

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呢。（教育哲學）

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管理。（政治哲學）

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宗教哲學）

依此，“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方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后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便成了哲學史?！保?）他的哲學史目的有三個，即明變、求因和評判。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緒論中開篇即說，哲學本一西洋名詞，要了解其意義，不能靠一個定義，而是要知道其一般的內容。希臘人把哲學分成物理學（Physics）、倫理學(Ethics)與論理學(Logic)三大部，柏拉圖以后一般又分為下列三大部：

宇宙論──目的在求一“對于世界之道理”(ATheoryofWorld)，

人生論──目的在求一“對于人生之道理”(ATheoryofLife)，

知識論──目的在求一“對于知識之道理”(ATheoryofKnowledge)。

接著，他又分別把宇宙論分為本體論(Ontology)與“宇宙論”(Cosmology)，人生論分為心理學與倫理學政治社會哲學，知識論分為“知識論”(Epistemology)與論理學各兩部分。哲學史便是對于歷史上出現的上述類型思想的整理。（2）

胡、馮二氏對哲學界定的寬嚴并不一樣，對哲學問題關注的焦點也不一樣，胡著重的是“怎么樣”，馮則是“什么”。但有個共同點，就是以西學為衡量中學的尺度。胡適說：“我做這部哲學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我所用的比較參證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薄拔覀內粝胴炌ㄕ碇袊軐W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保?）不過，為何要用西方哲學作為整理、評判中國思想學術的工具，而不是反過來？這個問題胡適沒明說，也許他認為是自明的。馮友蘭則這樣回答：

吾人本亦可以中國所謂義理之學為主體，而作中國義理之學史。并可就西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義理之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以成就一西洋義理之學史。就原則上言，此本無不可之處。不過就事實言，則近代學問，起于西洋，科學其尤著者。指中國或西洋歷史上各種學問之某部分：而謂為義理之學，則其在近代學問中之地位，與其與各種近代學問之關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謂哲學，則無此困難。此所以近來只有中國哲學史之作，而無西洋義理之學史之作也。（4）

說白了，就是要把中國傳統學術納入現代西方文化體系的框架中來理解。金岳霖說：“以歐洲的哲學問題為普遍的哲學問題當然有武斷的地方，但是這種趨勢不容易中止?！保?）這不是學理的裁判，而是歷史情勢造成的問題。它是近代中西接觸以來，西方勢力有效擴張所導致的。讀讀嚴復在上個世紀末那些中西比較的文章，尤其是那篇《救亡決論》，就知日后的所謂“會通”中，西學主宰中學已成定局。在激于時勢，憤而指斥中學的“無實”、“無用”之后，嚴復說：“今夫學之為言，探賾索隱，合異離同，道通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舉一端而號之曰‘學’者，至不茍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層累枝葉，確乎可證，渙然大同，無一語游移，無一事違反；藏之于心則成理，施之于事則為術；首尾賅備，因應厘然，夫而后得為之‘學’?！薄笆枪嗜∥鲗W之規矩法戒，以繩吾‘學’，則凡中國之所有，舉不得‘學’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觀之，特閱歷知解積而存焉，如散錢，如委積?！保?）事實上，多數中國人所了解的“各種近代學問”，就社會科學而言，基礎是嚴復所翻譯的八大名著所奠定的，它涵蓋了經濟、政治、法、社會、以及邏輯諸學科，有力地影響了以后的學科觀念。即使象王國維，前期研究哲學，要“論性”、“釋理”、“原命”，也無不拿西洋哲學為分析、評判框架。只不過他喜歡的西洋對象與嚴復不一樣而已。而嚴復著力推介的進化論、經驗主義及歸納法，直接影響了胡適。胡適關于哲學史的界定有兩個關鍵詞：根本與方法。他用西方哲學框架剪裁中國學術，實則是承嚴復的思想脈絡，從根本上重估中國文化體系的嘗試。

如果不是重估或重構傳統價值體系的潛在要求，中國古代學術也非必借助西方哲學整理不可。遠的如黃宗羲等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就是“義理之學史”。近的如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參照西學，敘述也自成一系統。其晚年完成的《朱子新學案》，也沿用傳統的學案體，避免用西哲概念。他是自覺的：

哲學一名詞，自西方傳譯而來，中國無之。故余嘗謂中國無哲學，但不得謂中國人無思想。西方哲學思想重在探討真理，也不得謂中國人不重真理。尤其如先秦諸子及宋明理學，近

代國人率以哲學稱之，也不當厚非。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究有其大相異處，是也不可不辯。（7）

據說，這是他晚年勉強使用“哲學”一詞時的說明。錢氏強調中國學術的特殊性，同他強調整個中國文化體系的獨特性是相聯系的。馮友蘭雖然自稱“正統派”，但相比之下，錢穆的保守主義精神更強。到了晚年，他仍對“禮”與“家”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念念不忘。（8）只有強調文化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人，才可能做用一種系統解釋另一種系統的工作。事實上，不但胡適是持普遍主義立場的人，馮友蘭也不例外，他的“新理學”要“別共殊”，認為中國社會的前途應從生產家庭化走向生產社會化，正是肯定文化也有普遍性一面。

但是，普遍主義只是一種理想，即使是西方文化價值，它本身也是多元的。因此，西學背景的不同，對傳統理解及態度的不同，都會導致使用方法及研究結論的不同。所以馮友蘭承認，哲學史永遠有重寫的可能。這樣，近百年來才產生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就只能看作是研究者依不同的思想背景對傳統學術譜系進行改寫，并在這種改寫中塑造現代價值體系的思想行為。所以，在這個世紀末，我們有必要重讀已被寫成的各種“哲學史”。分析“中國哲學史”同傳統學術的關系以及“中國哲學史”內部知識譜系的演生層次，從而也從一個側面透視現代意識形態的塑造過程。

二、做翻案文章

首先要讀胡適。蔡元培贊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而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為他既對西洋哲學史很有心得，又能兼治“漢學”。（9）胡適自己也說：“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后，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自己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保?0）然而，胡適對哲學史的方法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也許更能顯示其結合西學與漢學的特色：

我平日喜歡做歷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線索》。這個線索可分兩層講。一時代政治社會狀態變遷之后，發生了種種弊端，則哲學思想也就自然發生，自然變遷，以求改良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弊端。所謂時勢生思潮，這是外的線索。外的線索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內的線索，是一種方法──哲學方法，外國名叫邏輯Logic……外的線索只管變，而內的線索變來變去，終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徑的。（11）

如果我們把這兩條線索的探究稱做“外在解釋”與“內在解釋”，胡適主要走外在解釋一路。漢學家訓詁、考據的方法，不僅幫助他下功夫確定文獻的真偽及價值，而且有利于其探究文獻產生時代的社會狀態?！吨袊軐W史大綱》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這類問題，故馮友蘭也承認他的這一長處。而進化論的觀念以及從杜威的實用主義那里學來的歷史的方法，使他不會陷于傳統漢學那種就事論事的靜態的眼光，從而掌握了一種整體的、演進的處理手法。

胡適的哲學史研究，是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輸入學理、研究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工作的一種實踐。關于“新思潮的精神”，他寫文章時沿用尼采的說法，叫“重估一切價值”。具體點說，就是對過去的風俗制度、圣賢教訓、大眾信仰持一種評判，即懷疑的態度。用流行的說法，就是“反封建”或“反傳統”。學術方法的運用系思想立場支配的結果，而“疑古”正是立場與方法結合的表現。

“疑古”源于清代漢學，開始是有些學者用考據的方法辨別偽經，后來發展到疑史。清末的康有為集疑古之大成，以辨偽的名義宣稱近二千年來被歷代奉為圣憲的古文經典，是東漢劉歆等人別有用心偽造出來的?？凳弦山浀哪康脑谟谝烧?，辨偽是為其改制的行為造輿論。他的政治立場后來在新文化運動中遭批判，但其疑古的觀點對民初學界很有影響，胡適與顧頡剛都提到這一點。胡適是古史辨派的精神領袖，其哲學史不從三皇五帝而從《詩》三百篇開始，正是做出疑古的表率。

所謂價值重估就是做翻案文章，疑古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在史實無可懷疑的情況下，還有意義的重新估量問題。就哲學史而言，胡適懷疑的問題，大的方面歸納起來有三點：孔子及其思想的神圣性，儒家及其道統觀的合理性，非經驗的心性問題的有用性。在《先秦名學史》中，胡適說：“我確信中國哲學的將來，有賴于從儒學的道德倫理和理性的枷鎖中得到解放?！鍖W曾經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國的許多敵對的學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學的權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燦爛群星中的一顆明星，那末，儒學的被廢黜便不成問題了?！保?2）這樣，他不僅要懷疑正統的價值和理想，還要發掘和表彰那些被貶斥或被埋沒的非主流的思想人物。這也是翻案。例如，贊揚與儒家對立的具有經驗主義傾向且有邏輯意識的墨家，表揚反董仲舒的自然主義者王充，介紹一連串反理學的思想家。特別是撰寫《戴東原的哲學》，這大概是胡適所寫的最有哲學味道的哲學史論文了。

在《戴東原的哲學》中，胡適附論阮元時評論其《性命古訓》等有關性論著作的方法論說：“阮元是有歷史眼光的，所以指出古經中的性字，與《莊子》的性字不同，更與佛書中的性字不同。這種方法用到哲學史上，可以做到一種‘剝皮”工夫。剝皮的意思，就是拿一個觀點，一層一層地剝去后世隨時渲染上去的顏色，如剝芭蕉一樣。越剝進去，越到中心?！保?3）“阮元是一個剝皮的好手。他論性，論仁，都只是要把一個時代的思想歸還給那一個時代；都只是要剝去后代涂抹上去的色彩，顯出古代的本色?！保?4）這是一種抽象還原為具體，觀念還原為歷史的方法，其視角是歷史而非哲學的。它同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學說所用的思想方法完全一致，此即“凡是一件史實，應當看它最先是怎樣的，以后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的?！焙m當時在《古史討論的讀后感》中就徑直稱其為“剝皮主義”。（15）所以，胡適“說儒”，關于儒的來歷的故事說得有聲有色，而關于儒的思想則無甚精彩可言。他用迷信的孝子出喪時的裝扮來比喻性命一類觀念，主張用“剝皮”的辦法讓其現原形，所得成果自然可想而知。

深受胡適影響的傅斯年，寫《性命古訓辨證》，認為阮元之作“實為戴震《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兩書之后勁，足以表顯清代所謂漢學家反宋明理學之立場者也?！薄叭钍暇鄯e詩書論語孟子中之論性命字，以訓詁學的方法定其字義，而后就其字義疏為理論，以張漢學家哲學之立場，以動搖程朱之權威。夫阮氏之結論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則足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儀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是也?！保?6）

然傅氏又說：“語言的觀點之外，又有歷史的觀點，兩者同其重要。用語言學的觀點以識性命諸字之原，用歷史的觀點所以疏性論歷來之變?！保?7）他的“辨證”循此而成為借思想的分析去透視歷史發展的研究。這自然是胡適倡導的戲路。后來徐復觀便譏其為清代考據學同西洋經驗主義的末梢相結合的“洋漢學”：

清代考據，本是工具之學，但他們無形中以工具代替目的，以名物否定思想。自標漢學，以打擊宋明理學為快意，卻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完全埋沒了。此一風氣，與近代經驗主義的末梢趣向，有其相同，于是兩相匯合而形成‘洋漢學’

，其特點是不承認文化的精神作用，而實則系表明其精神之為一睡眠狀態。（18）

胡適并非只是從否定的立場看待中國傳統，也非不對中國哲學作“內在解釋”，只不過由于其自身的哲學甚至文化立場的偏狹，導致他在這方面創獲的限制。早在《先秦名學史》的導論中，他就透露出其選題的動機同這樣的問題有關：“我們在那里能找到可以有機地聯系現代歐美思想體系的合適的基礎，使我們能在新舊文化內在調和的新基礎上建立我們自己的科學和哲學？”（19）在胡適的心目中，中國文化的缺陷在于缺乏科學的思想方法和邏輯，而先秦諸子已有這樣的思想萌芽，分析及表彰這些內容，有利于我們從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從而創造自己的新文化。50年代末，他又在“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提交一篇題為《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論文。文中除列舉象老子、王充一類的自然主義觀點外，還特別敘述了從朱熹到清代漢學的考據學傳統。強調他們的方法是科學的，同西方相比，只不過它的應用對象是歷史文獻而非自然現象而已。

這種“科學情結”當然是嚴復以來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共有的，它本身不是問題。只是當胡適以它為單一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文化后，才顯得比較偏頗。按這個框架，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及宋明理學（除朱熹的“格致”說外），就會因其無實用價值而落在其哲學史視野之外，所以其中國哲學史研究，基本上不觸及最有中國哲學特點的哲學內容。這就可以理解他為什么理學不寫，反理學的思想家則如數家珍。反過來，他所津津樂道的邏輯和科學方法又確是中國文化的弱點所在。如果以此代表中國哲學，只能給人一個很糟糕的印象。即使把考據學說得再“科學”也無濟于事。也許是這一思想困境，寫完《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后，胡適續寫下來的著作，便叫《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而這個長編還未到玄學便又嘎然中止了。胡適的歷史眼光很犀利，但哲學品味則很少人恭維，改入思想史研究，可能較易藏拙。

不過，胡適的好“翻案”可謂承前啟后，在他之前是“漢學”，從古文到今文，莫不如此。從他以后是西學，西學中又有比他翻案更徹底的，如“”中的“評法批儒”。胡適當年評論法家“李斯的焚書政策只是要掃除一切‘非愚即誣’的書籍，叫人回頭研究現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為教’，下‘以吏為師’?！山袢盏恼Z言，這種政策不過等于廢除四書五經，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點現代的法律、經濟、政治知識。這有什么稀奇呢？我們至多不過嫌李斯當日稍稍動了一點火氣，遂成了一種恐怖政策……”（20）胡適對“恐怖政策”還有一個“嫌”字，到了70年代，在變換了的歷史背景下，學界則只有一個“贊”字可說。從這翻案的頻繁，可見從清代開始，中國文化價值系統一直處于變動不安的狀態之中。

三、正統與“合題”

跟胡適相比，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的價值觀是正統的，這一點馮氏自己也不否認。但他強調，這個“正統”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黑格爾正、反、合中的‘合’。以對待中西文化態度的區分為準，“正”是以傳統文化衡量外來文化，“反”是以新文化批判舊文化，“合”則是對中西文化作相互闡明。馮友蘭在評論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時曾舉例說：“哲學家胡適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批判中國哲學的書，而不是一本中國哲學的歷史書。中國哲學中兩個影響最大的學派──儒家和道家受到了他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觀點的批判和懷疑……我們在讀胡適的書時，不能不感到他認為中國文化的全部觀點是錯誤的?！彼摹昂稀闭且m正胡適的“反”。（21）

胡、馮的學術的區別，多根源于兩者立場的不同。除方法上有漢、宋學風之分外，還有其它問題的對比可以列舉。例如，關于哲學史的目的，胡適定為明變、求因與評判，實際上是尋求思想變遷同社會變遷的因果關系，著眼點是歷史知識；馮友蘭則更重視通過它去揭示一個民族的精神信念，他把哲學史對通史的意義喻為“畫龍點睛”。兩種哲學史體例的不同，也很有意思。馮說：“寫的哲學史有兩種體裁：一為敘述式的；一為選錄式的。西洋人所寫之哲學史，多為敘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學史家可以盡量敘述其所見之哲學史?！袊怂鶎懘祟愔畷鴰捉詾檫x錄式的；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即黃宗羲所著之宋、元、明哲學史……”前者的缺點在于，讀者易為著者的見解所蔽；后者的問題是作者難以表達自己系統的見解。（22）胡適的“大綱”基本上是敘述式的寫法，究其原因，是他不認同于傳統的觀點，需要用外來的觀念對材料作“整理”，以便對象能成“體統”，可資利用，所以要用一種作者以我為主的方式。馮友蘭則相信中國哲學本身就是成系統的，不過這一系統不是表現在陳述、推理的形式上，而是在思想實質方面。他的任務是要借助形式的功夫，讓思想實質顯示出來。因此，他的哲學史則兼顧兩種體例的特點，既顯示其調和的性格，也可知其對傳統有更多的體認。

馮友蘭當然也有其西方哲學背景，他也把孔、孟、荀同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關系作類比，不過他借用的西學，不是胡適認同的經驗主義或實用主義，而是理性主義及實在論。他與胡適的共同點是講究邏輯，要求思想清晰，但他承認且重視不可實證的觀念的東西的價值。以講莊子為例，胡適只是注意其出世主義與相對主義對社會與學術進步的阻礙。唯一的贊揚是發現莊子有生物進化論的思想，但后來覺得那只是一種循環論，又把這一評價收回了。馮友蘭著眼的是莊子的自由意識以及神秘主義的特征：“莊學中之社會政治哲學，主張絕對的自由，蓋惟人皆有絕對的自由，乃可皆順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主張絕對的自由者，必主張絕對的平等，蓋若承認人與人、物與物間，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則善者應改造不善者使歸于善，而即也不能主張凡物皆應有絕對的自由矣。莊學以為人與物皆應有絕對的自由，故亦以為凡天下之物，皆無不好，凡天下之意見，皆無不對?！保?3）馮氏還用詹姆士的“純粹經驗”詮釋莊子的神秘主義，并將其同孟子相比較，揭示中國哲學的這一特點。而對胡適所盛贊的更重視經驗、自然及實證的王充、戴震，馮的評價便低調得多：“《論衡》一書，對于當時迷信之空氣，有摧陷廓清之功：但其書中所說，多攻擊破壞，而少建樹，故其書之價值，實不如今人想象之大也?！保?4）“東原之學，實有與宋儒不同之處；但東原未能以此點為中心，盡力發揮，因以不能成一自圓其說之系統。此東原之學，所以不能與朱子陽明等匹敵也?！保?5）馮友蘭的衡量尺度是哲學，著重的不只是是否正確，還在乎是否深刻、系統。

哲學史的“外在解釋”主要是歷史研究，“內在解釋”則是哲學研究?！皟仍诮忉尅笔邱T氏工作的特色所在，他自稱是繼承宋學的方法，“注重于文字所表的義理的了解、體會”。（26）最能顯示馮著這種治學特色的，是其對宋明理學的闡釋。陳寅恪在對該書的審查報告中說：“此書于朱子之學多所發明。昔閻百詩在清初以辨偽觀念，陳蘭甫在清季以考據觀念，而治朱子之學，皆有所創獲。今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解?！保?7）所謂西洋哲學主要是指實在論的觀點，下面擇要看他對“太極”、“理”、“氣”的解釋：

以現在哲學中之術語言之，則所謂形而上者，超時空而潛存(Subsist)者也；所謂形而

下者，在時空而存在(Exist)者也。超時空者，無形象可見。故所謂太極，“不是說有個事物光輝輝地在那里?！贝怂^“無極而太極”也。朱子云：“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保?8）

理世界為一“無形跡”之“凈潔空闊底世界?！崩碓谄渲?，“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贝似渌詾槌瑫r空而永久(Eternal)也。此具體的世界為氣所造；氣之造作必依理。如人以磚瓦木石建造一房；磚瓦木石雖為必需，然亦必須先有房之形式，而后人方能用此磚瓦木石以建筑此房。磚瓦木石，形下之器，建筑此房之具也；房之形式，形上之理，建筑此房之本也。及此房成，而理即房之形式，亦在其中矣。（29）

這種闡明或者詮釋的方法，實質上可以稱為“圓理”的方法。它是用一種更容易理解，更有說服力的論述方式，使經典上的內容看起來更合理，包含的意義顯得更豐富，同我們的生活經驗聯系更密切。這解釋得來的意義，未必是原作者心目中所有的，但至少在邏輯上是不沖突的。要賦予經典的思想有更普遍化意義，邏輯上必須把對象抽象化。這同胡適的“剝皮”主義又是形成對照。胡的興趣是把抽象還原成具體，他最不喜歡的東西中，一定包括有“抽象”。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他反對談“主義”的理由之一就是它“抽象”。馮友蘭則深諳此道，而且終生堅持，即使是在說理最麻煩的情況下也如此。他在1958年發表的那篇引起廣泛爭議的文章，《關于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就是對這種立場的再次表現：

在中國哲學史中，有些哲學命題，如果作全面的了解，應該注意到這些命題的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抽象的意義，一是具體的意義。過去我個人，對于中國哲學史中的有些問題，差不多完全注意它們的抽象意義，這當然是不對的。近幾年來，我才注意到這些命題的具體意義。當然，注意具體意義是對的，但是只注意具體意義就不對了。在了解哲學史中的某些命題時，我們應該把它的具體意義放在第一位，因為，這是跟作這些命題的哲學家所處的具體社會情況有直接關系的。但是它們的抽象意義也應該注意，忽略了這一方面，也是不夠全面的。（30）

這篇文章雖然也舉了象“天下為公”一類認知性質的例子來說明其觀點，但他真正想說的問題是，如孔子的“愛人”、孟子的“人皆可為堯舜”之類的命題，應該在懸括其具體意義，即階級屬性的情況下，繼承它的抽象意義，即把“人”當人類，把“堯舜”當道德完善的人看待。這確是他前期正統觀點的委婉申辯，后來發表的《論孔子》、《再論孔子──論孔子關于“仁”的思想》，便是這一意向的明朗化。馮友蘭把抽象與具體兩方面說得很辯證，有點又想尋求“合題”的味道。馮氏雖用瓶與酒來說明其對新舊問題的立場，其實，無論是“舊瓶新酒”（《中國哲學史》），還是“新瓶舊酒”（“新理學”），都是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來找“合題”的表現。這反映出他在文化傳統急變遷時代那種“舊邦新命”的價值立場，只是相對于更激進的人士來說，他才是保守的。

四、意識形態的更疊

在二十、三十年代，分別是胡適、馮友蘭的“哲學史”版本走紅，但從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以后，這一領域便是侯外廬的解釋獨領風騷。侯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代表一個學派，這個學派圍繞著《中國思想通史》的集體寫作而形成。侯氏稱自己（包括主編）的作品為思想史，那不是因為他要否定哲學史，相反，是要把哲學史置于更大的背景中來處理，這可以看作對哲學史的一種解釋方式。而且，他選擇的方式同其對胡、馮的看法很有關系。侯外廬及其同道一開始就自覺把胡適特別是馮友蘭當作對手，他晚年回憶說：“我細細研究過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所論及的每一個人物，在寫《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時，對馮友蘭所肯定的人物進行有針對性的批判，例如對孔子、孟子、特別是老子，都是例子?！薄拔曳磳︸T友蘭的唯心主義，也反對胡適的實用主義。胡適所論及的思想家、哲學家，我都逐一進行了分析和研究，胡適推崇墨子，我對墨子的評價也不低，我認為墨子在知識論和邏輯學上，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唯物主義者。胡適捧戴震，我也肯定戴震?！钡霭l點不一樣。（31）

雖然侯氏把胡、馮都當作對手，其實比較一下就知道，在對思想人物的褒貶方面，侯、胡的一致性遠大于胡、馮之間的一致性。除墨子、戴震不說，還有對莊子、對董仲舒、對王充、以及對許多理學與反理學人物的評價，差不多都是這樣。侯外廬說：“胡適、馮友蘭等人研究兩漢以后思想家、哲學家，只偏重于儒學諸家，而我們一致認為，中世紀思想家，必須著重研究異端思想和正統儒學的斗爭，無神論和有神論的斗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表彰中國思想史上唯物論的光輝傳統?！保?2）其實，如果把“唯物主義”換一種說法，叫實驗主義或功利主義，胡適也不會有異議。其背后的原因是：無論胡還是侯，兩者都站在反傳統的立場上，他們所依托的價值體系都是西方的，而且是傾向于西學中講實用、講經驗、講科學的那種傳統，這是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五四”以來共同分享的思想源泉；同時，他們主要都采取一種歷史的方法，即用“外在解釋”的方法處理思想史上的對象，固其所見自然會有略同之處。

方法與立場是相聯系的。知識社會學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區分對思想現象的“內在解釋”(intrinsicinterpretation)和“外在解釋”(extrinsicinterpretation)，前者是意識形態的，后者是社會學的。在“內在解釋”中，解釋者在對象預設的思想框架中工作，他只能就理論談理論，就觀念論觀念，不能揭露觀念的意識形態功能，其結果已被假定的前提所控制；“外在解釋”要求解釋者跳出對象設定的框框，分析最終影響這些觀念或理論的社會背景，從而揭露對象的意識形態功能，這是知識社會學所應采取的方法。這種主張是曼海姆（KarlMannheim）在吸收馬克思和韋伯思想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33）兩種解釋同前面的兩種劃分是對應的，這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反傳統主義者要從歷史入手解釋思想。只有把觀念還原為實際，才能揭下其普遍性的假面具。胡適的“剝皮”主義固然如此，馬克思主義者的階級分析法更是這樣。思想有理由，也有原因。理由是用以說服人的，原因則是思想的動機，兩者不是一回事。外在解釋的關鍵就是要尋求、揭示隱蔽著的思想的動機，它假定這種隱而不露的動機同其賴以產生的環境、歸根到底即是特定利益是相聯系的。

與侯外廬同一陣營的趙紀彬，其《論語新探》正是通過還原觀念的具體意義對思想作“外在解釋”的例證。在該書的《釋人民》篇中，他借考據方法，區分出春秋時代“人”和“民”具有不同的涵義，前者屬于統治階級，后者屬于被統治階級，力圖以此抽空馮友蘭“仁者愛人就是愛一切人”的說法的根據。而在《人仁古義辨證》中，他又針對馮氏“孔子從‘仁’發現了‘人’”的觀點，以文字學的資料推出思想史的結論：“文字史上此種從‘人’到‘仁’的發展順序，乃由于春秋過渡時期，……引起‘人’的階級分裂，社會矛盾復雜化，遂從‘人’字孳生出‘仁’字，以為調和‘人’的階級內部矛盾的工具?！保?4）這種以考據揭示傳統哲學范疇的本義，從而分析其思想史功能的方法，背后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將抽象語言還原為普通語

言的原則：“在哲學語言里，思想通過詞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內容?！軐W家們只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被歪曲了的現實世界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保?5）

侯外廬將其思想方法，“用今天的話明白地概括起來，就是：一、社會歷史階段的演進，與思想史階段的演進，存在著什么關系。二、思想史、哲學史出現的范疇、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體思想，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有怎樣的先后不同。范疇，往往掩蓋著思想實質，如何分清主觀思想和客觀范疇之間的區別。三、人類思想的發展與某一時代個別思想學說的形成，其間有什么關系。四、各學派之間的相互批判和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條理。五、世界觀與方法論相關聯，但有時也會出來矛盾，如何明確其間的主導與從屬關系?！保?6）侯外廬是帶著進行意識形態斗爭的動機進入學術領域的，他所概括的是一個后來在學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學派的觀點。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多數中國哲學史教材，基本上沒超出其框架。當馮友蘭小心翼翼地提出他的“抽象繼承法”時，是在他已經向唯物史觀作了妥協的前提下的一種也許是“忠諫”的表現，但時勢不可能向他讓步，所以他招來一些他會覺得是不可理喻的批判。

侯外廬堅持要與胡適劃清界線，他與胡適的不同，不在其否定方面而在其肯定方面：“胡適派專門干混淆歷史的把戲，常把中國的舊唯物論和美國的‘實用主義’唯心論涂抹在一起，進行他的‘媒婆’任務。我們須嚴格地把二者區別開來?！保?7）胡適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與經驗主義的思想方式，導致他沒有對歷史提出一個完整的解釋系統，因此，當他要把思想還原為歷史時，他的敘述是零碎、不成系統的。而侯外廬則在吸收了三十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者關于中國社會史論戰成果的基礎上，又對中國社會歷史性質形成個人相對獨立的見解，在這一前提下敘述的思想史，總體上自然有不同的面貌，更有不同的社會功能。例如，他以自己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獨特理解為前提，分析中國古代史的特殊路徑，并在此基礎上，指出和解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賢人”（區別于古希臘的“智者”）風格，是自成一格的。再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解釋為例，可以看出胡、侯兩者價值取向的不同。同樣是肯定它，胡適看到的是中國的“文藝復興”，侯外廬強調的則是中國的“啟蒙運動”，前者尋求的是科學，后者贊頌的則階級覺悟與階級斗爭。

思想史可以包含哲學史，但思想與哲學有些地方不一樣，思想可以為大眾擁有,哲學必須是專家的事業。思想史可以敘述和解釋那些未必有價值，但它在歷史上發生影響的思想，哲學史則得選擇那些比前人提供更新的見解、而且思考相對系統的思想，正如馮友蘭所強調的。至少，它是優先原則。但與意識形態體系配合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區分與評價原則，沒法說明思想的深刻與膚淺。特別是當它的外延被無限放大以后，說一句合乎常識的話，可能就會被封為“唯物主義”者而得到“優待”。這種問題不一定出現在侯著中，但運用這種范式的“哲學史”著述必定會有這種問題。后來終于產生了做農民領袖哲學的文章這種現象。還有，由于這個框架是西洋近代哲學中的問題，與中國傳統的義理問題難對上號，于是又發生了同一個作者對同一個對象先后交替使用相反的帽子這種尷尬的現象。這導致這種研究也陷入困境。對這種“外在解釋”本身，看來也需要作一種“外在解釋”。

五、回歸“內在解釋”

對胡、馮、侯三個哲學史研究范例的論析，我們可以看到，本世紀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才產生的“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演變，是一個對傳統知識譜系進行不斷改寫的過程。其實在被解釋的傳統學術內部，也有這樣的情形，如宋學與漢學對孔、孟思想的不同解釋。所不同的是“哲學史”不同版本所依托的西學背景，不但程度深淺不一，而且選擇類型也有區別。如馮比胡、侯，對西洋思想接受的程度就淺得多，或者說是正統得多。而胡、侯雖然在反傳統方面一致之處較多，但五十年代以后，各自所依托的體系，恰好處在意識形態對立最尖銳的位置上，固后者得盡力同前者劃清界線。所以，這個學科的進展，主要不是取決于史料鑒別的能力或敘述內容的確切程度。雖然這一要求是公共承認的，但只是最基本的。這不同版本的更替從根本上講，取決于學界甚至是社會的價值選擇。這是一種“外在解釋”的觀點。

因此，唯物、唯心的模式在八十年代受質疑并逐漸退埸的現象，便不能僅僅看作學理漏洞的問題，而要將其同從這一時期開始的社會變革聯系起來考察。這是特定模式的“外在解釋”的退化，并不意味著一般“外在解釋”方法的被放棄。因為新的反傳統聲浪正在掀起，只要是反傳統，“剝皮”主義就會派上用場。它甚至可以被運用到分析“”的意識形態上來，這主要表現在思想史或所謂傳統文化研究中。與此同時，馮友蘭過去成果的重新被評價，港臺新儒家在大陸的流行，體現著“內在解釋”方法再次受重視，至少在哲學史行當內是這樣?，F代新儒家治宋學最專精，牟宗三在其《心體與性體》中，為自己提出了解宋學義理之任務時說：“了解有感性之了解，有知性之了解，有理性之了解。仿佛一二，望文生義，曰感性之了解。義義厘清而確定之，曰知性之了解。得其系統之原委，曰理性之了解?！保?8）這“理性之了解”實也系為“圣學”“圓理”的方法。這兩種解釋所體現的立場是沖突的，但差不多又同時流行。正面評價的話，是意識形態松動后，社會價值多元化的結果；反之，則會看作“”后學界對社會以至文化價值一時沒有共識的表現。

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思想史版本是李澤厚的。他聲稱其工作是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探索，而對這一“結構”分析的結果，他喜歡用“一方面……另一方面……”這種句式來說明問題的所謂“兩重性”。這兩重性，往往是分別采取具體與抽象兩種不同的方法來揭示的，以其對宋明理學的評論為例，當他表達否定方面時，可以現代意識形態的某些口號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還原為封建名教的衍生物；而要肯定的地方，則抽象出達到“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和人優于自然等方面，提高到本體論的高度，空前地樹立了人的倫理學主體性的莊嚴偉大”的水平。（39）他的真正興趣在后者，很“辯證”的說法，是思想過渡的痕跡。再往后，特別是經歷震蕩后的九十年代，學界對傳統的同情態度不斷得到加強。

把哲學研究稱“內在解釋”，而把歷史研究稱“外在解釋”，只是哲學史學科內的劃分法。前者雖然對傳統有基本的認同，但它不同程度上必須依賴于某種西方哲學的范疇甚至思考方式，才能進行。對傳統價值的特殊性有更深體認的話，可以拋開外來的框架，象上面提及的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敘述、解釋也自成一體。而思想史研究也有個內外問題，現代新儒家中以思想史名家的徐復觀就強調要以概念而非名物作研究對象：“凡可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必是有他的基本概念，以作為其出發點與歸結點。此種基本概念，有的是來自觀照，有的是來自解析。盡管其來源不同，性格不同，但只要他實有所得，便可經理知的反省而使其成一種概念。概念一經成立，則概念本身必有其合理性、自律性。合理性、自律性之大小，乃衡斷一家思想之重要準繩?！保?0）余英時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時也提出有關內外理路的區別問

題，在指出章太炎的“反滿說”與侯外廬的“市民階級說”對解釋清學興起的局限后，他說：“無論是政治的解釋或是經濟的解釋，或是從政治派生下來的反理學的說法，都是從外緣來解釋學術思想的演變，不是從思想史的內在發展著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薄八栽谕饩壷?，我們還特別要講到思想史的內在發展。我稱之為內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后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保?1）這也就是知識社會學所說的認同于對象所預設的前提的“內在解釋”。九十年代已來復興學術史的努力，便可以基于兩種不同的思想傾向，一是隨胡適繼“漢學”，追求知識的確定性，同國際學術“接軌”；另一是效錢穆，同情宋學，強調中國學術思想體系的特殊性，避免中國學術太洋化。

毫無疑問，“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各有其思想或知識上的價值，哲學史同思想史、學術史的關系也不那么容易厘清，還是回到哲學史上來?，F在問題的提法，恐怕不是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是否成立，而是如何成立。關鍵是為其思想功能定位，即其發展應當有利于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在這個前提下，有兩種傾向不應提倡：一是對哲學問題采取非哲學的研究方式，這在有些學科如思想史，也許是沒有問題的，但它無助于提高哲學思考的水平；另一是把非哲學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強行作“哲學分析”，其結果是降低傳統思想在現代讀者心目中的聲譽。而從哲學的角度研究中國思想傳統，必須注意并不只有哲學史一途，還可以作哲學研究。前者把對象看成歷時態的，不必多說；后者則處理為共時態的，例如，章太炎的《齊物論釋》，馮友蘭的“新理學”，還有龐樸近年來的中國智慧探究，“文本”可以是一篇著作，一個學派，甚至是整個傳統，都可作為一個獨立的對象來對話、詮釋或者重構，其創獲不是哲學史，而是哲學。這會有利于打開哲學發展的途徑，哲學史的建設，最終目的不是回顧歷史，而是解釋生活，表達理想。胡適當年的愿望是，在中國資料與西洋學說結合的基礎上建立新哲學，馮友蘭則以“新理學”作了自己的嘗試。為了現代中國的哲學發展，這才是“中國哲學史”這個學科在本世紀中國社會急劇變遷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有力理由。

注釋：

1、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載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以下簡稱“《胡知學術文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8至12頁。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至3頁。

3、同注1，第28頁。

4、同注2，第8頁。

5、金岳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

6、《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2頁。

7、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轉引自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57頁。

8、參閱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7頁。

9、見蔡元培：《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序》。

10、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14頁。

11、胡適：《中國哲學的線索》，《胡適學術文集》上冊，第520頁。

12、胡適：《先秦名學史》，《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773頁。

13、胡適：《戴東原的哲學》，《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1082頁。

14、同上，第1083頁。

15、見《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9至198頁。

16、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至71頁。

17、同上，第73頁。

18、徐復觀：《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第57頁。

19、胡適：《先秦名學史》，《胡適學術文集》下冊，第772頁。

20、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胡適學術文集》上冊，第329至330頁。

21、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285至289頁。

2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第22頁。

23、同上，第288頁。

2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第588頁。

25、同上，第1008頁。

26、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223頁。

27、陳寅?。骸恶T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

2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第896頁。

29、同上，第905頁。

30、馮友蘭：〈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頁。

31、侯外廬：〈韌的追求〉，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第124至125頁。

32、同上，第280至281頁。

33、參閱KarlMannheim,`TheIdeologicalandSociologicalInterpretationofIntellectualPhenome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pp.116—31.

34、趙紀彬：《論語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9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轉引自《論語新探》，第31頁。

36、侯外廬：《韌的追求》，第267頁。

37、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頁。

38、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序》。

39、李澤厚：《宋明理學片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6頁。

論文范例范文篇5

一．簡述

設計學新興綜合性邊緣學科。以及如何指導設計的展開。設計需要科學計劃這一概念已成為現代設計界共識的情況下，研究怎樣保證設計優良性和高效性。國業界內部對設計計劃學的認識與研究，還沒有跟上設計發展需要的步伐。針對我國設計教育現狀，本書將就該學科的教學方面，提出一套科學的行之有效的設計計劃方法。以期為設計類學生深入理解設計，更好地掌握設計的方法提供必要的指導。

二．學術價值分析

1.選題依據

大至國家事務，計劃在今天已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小至個人日常生活，社會各個領域都離不開計劃，各類大大小小的勝利項目，很大水平上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導入，實施了相應的計劃活動。計劃學的興起是知識經濟時代資源整合化的大勢所趨。而反映到藝術設計學的領域，可以發現，計劃同樣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如何設計，如何保證優良的設計，這都需要科學的調查研究，需要精準的分析定位，需要詳實的設計依據，需要合理的組織布置，這些與我通常理解的形式，風格的賦予層面的設計”相異而相成的工作，就是設計計劃的內容。而如何正確進行設計計劃，存在著一個方法論的問題。學科間的交叉融合成為當前學術主流的大環境下，設計計劃應該可以打通各設計專業間的藩籬，為取得成功的設計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上的支持。

對設計計劃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尤其在設計方法研究方面，設計先進國家。已取得比較幼稚的結果，呈現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如技術預測法，科學類比法，系統分析設計法，發明性設計法，邏輯設計法，信號分析法，相似設計法，模擬設計法，有限元法，優化設計法，可靠性設計法，動態分析設計法，模糊設計法等。這些方法偏重于不同的專業設計方向，而設計計劃面臨不同設計專業，更需要的一種整合的靈活的解決問題的計劃方法。這就需要我針對計劃自身的學科特點，從現有的成型的方法群中進行提煉，總結出一套適應現在情況的設計計劃方法來。

2.創新性及難度

明確可行的跨專業設計計劃的方法體系。本文將參考管理決策方法與相關設計方法研究的效果,試圖尋找一套對于我國設計師來說。

為設計計劃人員提供易于操控，本文致力于從簡明實效的角度。而且便于和各個專業設計師進行溝通、交流的方法。要求該方法不只對專業設計團隊的計劃環節有用，對個體設計人員的設計工作也應具有指導作用。這就需要針對我國設計現狀，從國內外各學科領域名目眾多的相關方法中進行精心挑選，合理布置，科學綜合的處置，發明出一套高效的計劃方法來。雖然國外的相關效果業已幼稚，但如何在眾多不同偏重角度的方法中總結出理想的計劃方法，需要我對所有已知方法深入地認識和理解，同時明了設計各專業的工作規律，以期做到跨專業的有效性。

需要樹立對計劃的正確理解與認識，本文具有一定的難度。首先在對計劃的理論性分析與研究中。進而廓清設計計劃的概念。接著將在設計計劃方法論層面的研究上，對設計計劃及其方法論進一步論述。鑒于國內現在并沒有對設計計劃有深入的系統的研究，該書內容基本上屬此方面問題的首次討論，面臨著缺乏大量相關經驗及理論借鑒的景況，所以需要作者在目前積累的實踐性資料和相關學科的研究效果中加以總結與深化。

國內相關資料匱乏且本方向的研究缺乏交流的氣候，本文最大的難度在于資料的搜集上。而由于我院互聯網情報系統的不完善和出于對技術保密的考慮，也很難從互聯網上得到理想的資料。作者只能從書店，圖書館和其他專業的老師和同學手中求取所需要的信息。當然本研究方向的直接信息是很缺少的更多是從其它方向的研究效果中搜集所需要的信息資料。方法的研究是一個涉及面很廣的課題，也需要從很多領域進行比較分，探索總結。而從一個學科到另一個學科的跳躍性研究，需要迅速轉換思維及反復調整視點，這也對作者的思維技能，思考方式，學術視野及知識積累等方面的研究素質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3.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尤其是國內設計教育上的某種封閉性和滯后性，由于國際設計交流間的局限和我國設計界的特殊情況。國業界對設計計劃方法的認知尚不夠深入，還缺乏一套完整的教學和實踐中簡明且易于操作的設計計劃方法。經初步調查，當前學界內僅有的幾本相關著作，也僅限于對西方某些設計方法與程序的簡單的介紹，沒有很專業地從計劃的層面進行系統論述，而市場上連篇累牘的相關書籍主要是從市場營銷和工商管理方面著手，對設計類諸專業的設計計劃，并不具備現實指導作用。所以亟待有這么一套專業性較強的設計計劃方法及其論著呈現。某種水平上，本書的出現將對設計計劃這一門新興學科，起到填補教學用書空白的作用。而從技術的角度而言，本書的完成也有相當的可行性，分院近幾年來的設計謀劃課程的教學中，已為之積累了大量新鮮的實踐性，經驗性資料。而分院的教育架構，亦為這個跨專業的研究項目做好了充沛的人力物力資源上的準備。

4．預期成果

附一.全書基本構架

設計有序---設計計劃學方法研究

前言

一．思維的奧秘

1．神奇教練的解決之道

2．全腦運動---人腦思維的奧秘

3．理性思維程序化

4．日常生活中的思維程序

二．設計有序

1．系統設計系統---淺析設計

2．設計有序---設計計劃學的興起

a.設計計劃學的需要

b.設計計劃學的發展與前景

c.設計計劃學的角色

3．設計計劃方法論

4．Steptostep---計劃的展開（全書之重）

5．一起來吧（具體案例）

6．計劃書

a.操作方案書的要求

b.實施方案書的要求

c.計劃書的構成

d.計劃書的表現技法

7．十八般武器---計劃工具介紹

三．計劃從身邊做起

a.處處留心皆學問---以窺視來訓練

b.排除確信無疑的定論

c.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

d.培養有效運用分配時間的能力

后記

本文具有一定的難度。首先在對計劃的理論性分析與研究中，需要樹立對計劃的正確理解與認識，進而廓清設計計劃的概念。接著將在設計計劃方法論層面的研究上，對設計計劃及其方法論進一步闡述。鑒于國內現在并沒有對設計計劃有深入的的系統的研究，該書內容基本上屬此方面問題的首次討論，面臨著缺乏大量相關經驗及理論借鑒的景況，所以需要作者在目前積累的實踐性資料和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中加以總結與深化。

本文最大的難度在于資料的搜集上，國內相關資料匱乏且本方向的研究缺乏交流的氣候，而由于我院互聯網情報系統的不完善和出于對技術保密的考慮，也很難從互聯網上得到理想的資料。作者只能從書店，圖書館和其他專業的老師和同學手中求取所需要的信息。當然本研究方向的直接信息是很缺少的，更多是從其它方向的研究成果中搜集所需要的信息資料。方法的研究是一個涉及面很廣的課題，也需要從很多領域進行比較分，探索總結。而從一個學科到另一個學科的跳躍性研究，需要迅速轉換思維及反復調整視點，這也對作者的思維技能，思考方式，學術視野及知識積累等方面的研究素質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3.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由于國際設計交流間的局限和我國設計界的特殊情況，尤其是國內設計教育上的某種封閉性和滯后性，我國業界對設計計劃方法的認知尚不夠深入，還缺乏一套完整的，在教學和實踐中簡明且易于操作的設計計劃方法。經初步調查，當前學界內僅有的幾本相關著作，也僅限于對西方某些設計方法與程序的簡單的介紹，沒有很專業地從計劃的層面進行系統闡述，而市場上連篇累牘的相關書籍主要是從市場營銷和工商管理方面著手，對設計類諸專業的設計計劃，并不具備現實指導作用。所以亟待有這么一套專業性較強的設計計劃方法及其論著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本書的出現將對設計計劃這一門新興學科，起到填補教學用書空白的作用。而從技術的角度而言，本書的完成也有相當的可行性，在分院近幾年來的設計策劃課程的教學中，已為之積累了大量新鮮的實踐性，經驗性資料。而分院的教育架構，亦為這個跨專業的研究項目做好了充分的人力物力資源上的準備。

論文范例范文篇6

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國最大的化纖原料生產基地，目前正面臨市場份額下降、效益不斷下滑、科技創新能力不夠、機制和體制不適應完全競爭的市場格局等一系列問題，行業領導者地位受到挑戰，企業該如何應對？

本文通過對其所處聚酯行業的宏觀環境、產業環境等進行分析，同時分析企業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具有的優勢和劣勢，指出企業應實施集中化低成本戰略。并提出了加快原料配套、發展優勢產品；加快企業創新，調整產品結構；加快內部機制和體制改革，增強綜合競爭力等建議，以使儀征化纖股份公司繼續保持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市場地位。

關鍵詞：儀征化纖發展戰略建議

一、企業基本情況

（一）發展歷程

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儀征化纖）是改革開放以后建設發展起來的我國最大的化纖和化纖原料基地，屬國家特大型企業。公司本部位于江蘇省儀征市，占地10平方公里。1978年籌建，1982年組建儀征化纖工業聯合公司，1993年12月股份制改組設立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加入中國石化集團公司，2000年改為現名。公司于1994年、1995年先后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發行14億H股、2億A股，截至2003年底，公司總資產120.8億元，凈資產91.3億元，資產負債率22.6%。實現銷售額103.4億元，銷售利潤2.9億元。以聚合能力計，為國內最大、世界第四大聚酯生產商。2001年被國家授予“全國質量效益型先進企業”，并被美國《財富》雜志評為2002年度中國內地上市企業100強第24位。

（二）主要業務和產品

儀征化纖主要從事聚酯原料和產品的生產及銷售，包括自產產品運輸及售后服務等。主要產品包括纖維級聚酯切片、瓶級聚酯切片、滌綸短纖、滌綸長絲、三維卷曲中空纖維5大系列289個品種規格。統一使用“白斯特”商標。

聚酯切片和短纖曾獲國家質量銀獎，瓶級切片獲得美國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公司認證，聚酯切片、滌綸短纖和長絲國家標準樣品均由儀征化纖研制。

（三）公司面臨的問題

1、市場份額下降，競爭壓力倍增

隨著國內聚酯工業飛速發展，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迅速崛起，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公司產品市場份額不斷下降。

2、效益不斷下滑

近年來聚酯工業高速增長，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同時原料價格隨著世界原油價格居高不下，企業經濟效益不斷下滑。

3、科技創新能力不夠

與國外大公司相比，儀征化纖在工程化技術、新產品開發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差距，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

4、機制和體制不適應完全競爭的市場格局

作為大型國有企業，決策機制、分配制度等已經不適應以民營化為主體、完全競爭的市場格局。

二、企業戰略環境分析

環境是機會與風險的統一體。企業戰略的制定、實施與考核的過程，是對環境分析、利用的過程，是發現、利用機會，回避風險的過程，因此，環境分析是戰略制定的起點。通過對企業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進行科學分析，才能正確認識自身的優勢和劣勢、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才能正確把握企業發展方向。

（一）企業宏觀環境分析

通過采用PEST分析模型對企業所處的政治法律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和技術環境等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1、政治法律環境

我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穩定進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法律環境也大大改善。特別是隨著我國加入WTO，政府積極改善管理制度，加快與國際通行貿易規則接軌。國內資本市場對內外資全面開放，環保、安全、勞動衛生等方面要求日趨嚴格。隨著國家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將進一步放開項目投資審批權限，紡織企業可根據市場自主進行項目投資建設。同時國家鼓勵紡織化纖企業進一步做大做強，增強國際競爭力。

2、經濟環境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GDP增長連續多年居世界前列，是全球發展最快的地區。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9.1%，達到11.67萬億元；按現行匯率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跨上一個重要臺階。進出口總額比上年增長37.1%，達到8512億美元，由上年居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經濟發展潛力巨大。

3、社會文化環境

我國社會穩定，治安良好，人力資源豐富。作為世界人口大國，目前我國人口年均增長3000萬，僅解決穿衣問題，每年就需增加聚酯需求量14萬噸左右。尤其是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農民減負等政策的實施，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將逐步提高，化纖的消費量也將逐步增加。

4、技術環境

目前我國聚酯裝備與技術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國產聚酯裝置比例大大提高。采用國產化聚酯技術能力占新增產能的65%，最大單線規模達到600噸/日。同時我國聚酯產品差別化開發也在不斷進行，高模低縮、細旦、阻燃、吸濕排汗等差別化聚酯纖維產品陸續生產應用，非纖領域如聚酯容器包裝、薄膜等也得到廣泛應用。

（二）企業產業環境分析

1、產能產量高速增長，中國正成為世界聚酯生產基地。

1990年我國聚酯產能僅為104萬噸，1997年為242萬噸，1999年為395萬噸。之后，在市場拉動、技術推動和機制帶動下，我國聚酯產業進入了快速成長期。國內聚酯產能和產量分別從1999年的395萬噸和359萬噸猛增至2003年的約1380萬噸和1030萬噸，年均增長率高達36.7%和30.1%，遠遠高于全球其他地區的增長水平。目前，我國正在成為世界聚酯的產銷中心，現有聚酯產能分別占全球的32%和亞洲的47%，聚酯產量占全球的27%和亞洲的40%。

2、國內聚酯行業已成為完全競爭性行業。聚酯市場已進入全面競爭時代，民營企業迅猛增長，產業集群趨勢明顯，行業競爭日益加劇。

(1)我國聚酯行業的投資主體呈多元化發展態勢，國有及國有控股、民營、外資及合資企業多元發展的局面已經形成。民營企業成為聚酯行業重要的新生力量，其聚酯產能占全國總產能的比重已超過50%。

(2)聚酯產能分布的地域集群趨勢非常明顯，江浙滬地區已成為我國聚酯產品的產銷重心。至2003年底，江浙滬三地的聚酯產能占全國的67%，消費量則超過全國的80%。

(3)聚酯企業紛紛擴充產能，企業規模迅速擴大。1998年我國聚酯生產規模在30萬噸/年以上的企業只有儀征化纖一家，到2003年底已達到了10家，國內前十名聚酯企業產能之和達到了560萬噸，約占全國總產能的40%。

3、產業鏈發展不協調、上下游產能增長不配套導致聚酯原料的進口依存度長期保持較高水平，進口量有增無減。

目前我國聚酯產業鏈上下游發展不協調，PTA和EG等上游原料產能與下游聚合能力嚴重不配套，聚酯原料的進口依存度過高，制約了聚酯工業的良性發展。2003年，我國進口PTA約470萬噸，進口EG約260萬噸，進口PX約98萬噸，進口量同比繼續增加，PTA、EG和PX的進口依存度分別高達52.8%、71.3%和35.3%。

（三）企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通過對企業所處宏觀環境和產業環境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儀征化纖所面臨的機遇：

1、聚酯產品需求仍將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市場空間廣闊

到2010年，我國聚酯產品需求將凈增1270萬噸左右，年均增長11.36%，說明我國聚酯產品需求仍處于高成長周期，為儀征化纖進一步以低投資做大產能、攤薄成本提供了機遇。

2、聚酯產品需求結構正在發生變化，聚酯需求的增長將很大程度上依賴差別化、高附加值產品

目前，我國差別化聚酯纖維的比重僅為20%，低于發達國家40%的水平。美國聚酯纖維服用、裝飾用和產業用的比例是40∶33∶27，歐盟是44∶20∶36，我國是67∶20∶13。全球產業用纖維在整體纖維產業中所占的比重將由1997年的1/3上升到2008年的1/2以上，而我國僅約占1/10。

3、民營企業等競爭對手在開發差別化和高附加值產品方面還沒有到位

外資及合資企業憑借產品技術優勢尋求擴大市場份額，而民營企業產能基本上是大規模、低成本復制，產品雷同。

4、面臨良好的外部環境

一方面國家對聚酯行業發展的宏觀調控政策逐步到位，市場競爭趨于規范，另一方面儀征化纖可以依托南京化學工業園區和江蘇沿江大開發的有利條件，利用產業集聚、市場分工和政策優惠，借力使力，有效發展。

當然，我們看到在良好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不能忽視其潛在的威脅和挑戰：

1.企業產品市場份額受到擠壓

隨著我國聚酯工業技術、資本市場對內外資全面開放，世界聚酯產業重心向我國轉移，國際大公司加快向我國市場滲透，國內民營企業在完成資本積累后，利用技術和資金壁壘消除帶來的契機，大舉進入聚酯行業，目前已占據半壁江山。相對于國內民營和外資企業的高速發展，儀征化纖發展步伐相對緩慢，產品市場份額不斷下降，聚酯產品市場占有率由1992年的30%，降至2002年的不足12%，目前則不到10%。

2.行業后進入者發展速度驚人

由于我國聚酯發展前景廣闊，目前外資和民營企業均已擬訂大規模的擴能計劃。其中民營企業發展步伐最大，他們想抓住機遇，通過后三年的進一步發展，實現PTA自我配套，擴大規模，搶占份額，增強實力，在目前國有、民營、外資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搶先出頭。

3.聚酯產品生產成本不斷下降

由于新興的民營企業采用現代國產化聚酯技術，裝置規模大，投資省，同時由于沒有歷史包袱，用工靈活，人工成本低，其產品生產成本不斷下降，后發優勢明顯。而儀征化纖聚酯裝置始建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雖然經過不斷技術改造，產品質量有所提高，物耗能耗也不斷下降，但由于裝置建設早，投資高，裝置規模小，人工成本相對較高，產品成本競爭力已顯不足。

4.聚酯產品差別化水平不斷提高

由于競爭激烈，普通聚酯加工產品利潤空間不斷受到擠壓，部分聚酯企業已將目光投向差別化、高附加值產品的研制開發和生產。

5.新型化纖品種正逐步實現工業化規模生產

目前技術含量高的新型化纖品種有PEN、PTT、PLA、氨綸、碳纖維等，這些新型化纖品種生產技術大多在國外實現了工業化生產，其中氨綸經國內企業多年生產摸索，已基本掌握生產技術，生產規模正在迅速擴大，成為化纖企業新的投資熱點。

（四）企業的優勢和劣勢

儀征化纖是我國最大的聚酯生產基地，也是中國石化聚酯產業的重心，主要優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原料配套優勢

聚酯、合成纖維是中石化的核心產業之一，儀征化纖被列為核心產業的重點企業。目前儀征化纖現有PTA產能85萬噸，PX和EG原料由中國石化內兄弟企業的配套供應，有利于提高聚酯產品的競爭力。

2、產品規模優勢

儀征化纖具有一定的經濟規模，實力比較雄厚。2003年聚酯產能約130萬噸，世界排名第四，是世界知名聚酯制造商之一，并有中國石化作為堅強后盾。

3、技術領先優勢

產品技術開發和工程化能力較強，是我國最早大規模進入聚酯行業的企業之一，到2004年公司已建成投產20年。產品在國內有較好的聲譽，部分產品獲國際認證，綜合產品質量高于民營企業，屬國內一流產品。

4、產品品牌優勢

“白斯特”和“康祺”分別是儀征化纖產品品牌和服務品牌。由于產品質量穩定，售后服務好，經多年經營，其品牌在行業內享有較高聲譽。

5、財務資金優勢

儀化財務結構穩健，負債率較低，現金流量充裕。目前公司資產負債率約22.6%，僅為民營企業的1/3左右，具有較強的融資能力。

6、人才優勢

公司培養了一支在生產經營、研究開發等方面優秀的技術與管理隊伍，初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體系。

7、營銷網絡優勢

儀征化纖地處市場腹地，營銷網絡健全，產品用戶滿意度較高。儀化主流產品是聚酯切片和滌綸短纖維，靠近市場，綜合物流成本較低。儀化康祺營銷網絡遍布全國主流市場。公司五大主產品均有穩固的客戶群，與重點用戶形成了戰略伙伴關系。

8、土地資源、公用工程配套等優勢

儀征化纖現有土地為建設初期一次性征用，其中預留發展用地可滿足公司今后五年規劃發展項目的需要；同時企業配套有熱電廠、給排水廠、動力廠等輔助生產設施，為生產安全穩定運行提供了保障。

9、產品結構趨于合理

1997年始，儀征化纖結合四期工程建設，對產品結構進行了優化調整。與1997年相比，聚酯切片差別化率從幾乎沒有提高到57.3%，纖維差別化率從15.54%提高到41%，產品品種由50個增加到289個。

雖然儀征化纖存在以上優勢，但我們也注意到，與國內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原料資源制約著企業進一步發展

隨著聚酯行業競爭加劇，利潤空間不斷壓縮，原料成本已占聚酯產品制造成本的70%以上。由于近幾年，我國聚酯發展迅猛，原料供求失衡，價格不斷攀升，導致聚酯企業的競爭轉向原料資源的爭奪，原料資源對企業生存、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儀征化纖兩大主要原料PTA和EG，只有PTA部分自給，配套率不到70%。隨著公司聚酯產能繼續增長，原料自給率還要逐年降低。因此，原料資源配套不足將是企業進一步發展的不穩定因素。

2.汽、電等公用工程配套瓶頸將開始出現

公用工程配套齊全并且有一定的富余一直是儀征化纖優于民營企業、保持領先的另一重要原因。隨著公司進一步做大做強，公用工程的供應將出現緊張，尤其是汽電需求方面。由于最近各地方均不同程度出現電荒，許多企業被迫限電生產，開工不足，直接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

3.產品市場占有率不斷降低，規模優勢已不明顯

近年來公司聚酯產能在國內總產能中所占比例迅速減少，調控國內聚酯市場的能力迅速減弱。1995年公司聚酯產能幾乎占全國的1/3，1998年下降到1/4，2000年再下降到1/5，到2003年已不到1/10。同時，儀化產業鏈偏窄，纖維差別化、聚酯專用料生產能力比重偏低。至2003年底，公司瓶級聚酯能力不足全國的10%，聚酯專用料滿足不了市場需求。隨著民營企業大容量聚酯裝置紛紛上馬，儀征化纖原有規模優勢已不明顯。

4.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人均產能和勞動生產率偏低

2003年，儀征化纖人均產能約90噸，人均銷售收入約9萬美元。而美國KoSa和伊士曼、臺灣南亞和遠東紡織等公司的人均產能在210－610噸，人均銷售收入15－30萬美元，差距較大。

5.與民營企業相比，生產成本高

差距主要表現在人工、管理、折舊、維修、包裝和倉儲運輸等成本費用上。據資料顯示，優秀民營企業人工成本比儀征化纖低約100元/噸，折舊費低約80元/噸，管理費用低約50元/噸，維修費低約25元/噸。

6.與外資或合資企業相比，產品附加值低，持續創新能力不強

儀征化纖聚酯產品的結構比例，優于國內同行，與臺韓公司相當，不過產品的具體規格、用途與量的大小及在質量上存在一定差距。遠東紡織60%的聚酯短纖和全部切片已全部實現非紡織用途。南亞纖維產品規格多，僅長絲就有417種規格，其中高附加值規格占77.5%，高于臺灣地區39.8%的比率。遠紡的工業絲及瓶級切片、南亞的超細纖維和家飾用填充級短纖、匯維仕差別化短纖維領先同行。

7.體制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作為國有大型企業，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如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靈活，如用工不活，薪酬與市場脫軌，機構龐大，決策機制復雜等等，這些弊端不利于企業降低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不利于吸引優秀人才，不利于及時把握市場機會。

8.國際市場尚未建立穩定的銷售渠道，不利于參與世界競爭

三、發展戰略的建議

通過對儀征化纖戰略環境進行分析，可以看到企業機遇與挑戰并存，優勢和劣勢互現。作為尚處于高速發展中的聚酯企業，如何在發展中把握方向，及早甩開包袱，輕裝前進，戰略選擇和實施就顯得異常重要。

（一）戰略選擇

通過采用SWOT分析模型對儀征化纖企業內部優勢和劣勢，外部存在的機會和威脅進行分析（見表2）。

機會

儀征化纖在聚酯行業中市場機會大于存在的威脅，雖然民營企業的沖擊和競爭影響較大，但內部優勢仍比較明顯。因此應當采用成長型發展戰略，即采用集中化低成本戰略，發展優勢產品，特別是國內缺口較大的聚酯原料的發展，以形成核心競爭優勢．

（二）發展戰略建議

1、充分依托中國石化的原料互供優勢，加快聚酯原料的配套建設

在做好兩套PTA裝置穩定生產的同時，抓緊進行第三套100萬噸PTA裝置的規劃建設工作，盡快形成年產200萬噸的PTA產能，以進一步提高原料配套能力，增強市場抗風險能力。同時，通過多種途徑與方法，在資源競爭力強的地區，以合資、參股等方式與國際國內石油化工企業建設PX原料與EG原料的生產基地，確保上述原料穩定供應，使儀征化纖的產業鏈逐步向上游原料推進，以避開與民營企業的低水平競爭。

2、進一步發展聚酯總量

根據我國纖維消費總量與GDP的關系以及紡織纖維本身的成長性，結合英國PCI、美國CMAI和中國化纖行業等相關信息機構的預測，我們預計在2003-2010年期間，我國聚酯產品的需求仍將以10%以上的速度遞增，需求量將從2003年的1130萬噸增加到2010年的2400萬噸，比2003年翻一番多。為儀征化纖進一步發展聚酯產能提供了市場機會。

具體品種主要是進一步擴大有競爭能力的滌綸短纖、瓶級聚酯、聚酯專用料切片等品種，實施大規模低成本發展，通過以較低的投資，迅速提高優勢產品的生產能力，保持優勢產品的市場份額。通過優勢產品產能的迅速提高，進一步顯現公用工程的配套能力，可分流富余人員，攤薄固定成本和人工成本。由于公司現有的國有企業機制和體制，在項目規劃和建設中，盡量規避勞動密集型項目和技術含量低的產品的項目，降低市場風險。如滌綸長絲及DTY項目等。

3、加強科技創新能力。抓好產品、技術和產業升級，發展專有技術

研究開發新型催化劑、添加劑和助劑，提高現有聚酯裝置生產能力；加大對核心技術、專有技術、優勢產品的科技投入，盡快形成一批自己的核心技術、專有技術和優勢產品。積極發展附加值高的服裝用、產業用、裝飾用纖維和瓶用聚酯產品，調優產品結構。對新材料及新型化纖產品開展前期開發的戰略研究工作，積極穩妥地向其它纖維(包括PEN、PTT、Tencell等特種纖維)領域拓展。在核心技術和專有技術開發的同時，要加強技術保密和保護工作。

4、進一步進行經營機制和管理體制改革

儀征化纖應積極根據當前聚酯產業高度民營化的市場狀況，加快體制機制的創新改革，通過激發人才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進行企業的三次創業。新建項目可通過與國際、國內著名廠商合資合作建設，利用其技術、品牌、市場和機制，使項目具有綜合競爭能力。

5、重視資本運營

資本經營是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通過企業或資產并購實現低成本、超常規快速發展的有效手段，它尋求生產經營能力的快速擴大和資本增值。資本運營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投資、參股、控股、購買、兼并、重組等多種形式。國際國內資本運營的案例很多，成功的、失敗的都有，是一把雙刃劍?！鞍宋濉奔啊熬盼濉逼陂g，儀化股份公司及集團公司曾通過資本運營，先后兼并了佛山化纖、揚州合成化工廠、常州大明和無錫大通公司等單位，但兼并后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國內市場經濟機制尚不完善，公司又缺乏這方面的管理人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逐步完善，我們可以考慮對市場腹地的優質資產進行資本運營，達到占領市場的目的。因此，一方面公司新項目的建設要與新體制、新機制相結合，通過與國際、國內著名廠商合資合作建設，引進其技術、品牌、市場和機制，使新上項目具有綜合競爭能力；另一方面新裝置可以采用合資或參股等方式，在市場腹地進行建設。同時隨著國內聚酯業競爭的加劇，我們可以在市場腹地擇機收購一些有潛質的聚酯企業，以規模優勢和品牌優勢換取競爭優勢。同時也要重視品牌運營。

6、積極開拓國際市場

隨著國內聚酯產業的蓬勃發展，我國將建設成為世界聚酯工業制造基地。因此，一方面，我們要努力降低產品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強產品競爭力，擴大國內市場份額。另一方面，要以發展的眼光，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把儀征化纖打造成為國際一流聚酯企業，跳出國內聚酯企業低水平價格競爭的泥潭。

總之，加快結構調整與發展戰略的實施，是儀征化纖贏得主動、贏得優勢的關鍵所在，是實現集中化、低成本戰略的必由之路。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面對民營和外資企業的迅速崛起，產能不斷膨脹，必須上下一致，增強危機意識，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壓力中求發展，在競爭中求生存，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當然，講發展，不是一味地追求低水平產能的擴大，而要同經濟效益相結合，大力發展優勢產品，發展有競爭力的產品，發展高附加值的產品，要放大優勢，培育特色，差別競爭，錯位發展，迅速增強公司綜合經濟實力。要把發展戰略作為第一要務，萬眾一心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齊心協力搶市場。通過持續的結構調整與發展，把儀征化纖培養成為一個真正具有綜合競爭能力和贏利能力的化工化纖企業。

參考文獻：

1.常樺，《邁克爾·波特-完全競爭戰略》，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3年

2.[英]RONSEWELL著，姜法奎等譯，《核心競爭力》，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

3.羅銳韌，曾繁正主編，《經營戰略與方針》，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年

論文范例范文篇7

（一）中文封面

（二）空白頁

（三）標題頁

（四）英文封面

（五）國家圖書館授權書

（六）國科會科資中心授權書

（七）論文合格同意書

（八）謝志

（九）中文摘要

（十）英文摘要

（十一）目次

（十二）表次

（十三）圖次

（十四）本文及文內注釋

（十五）參考文獻

（十六）附錄

二、論文版式

正文采A4尺寸；圖表或地圖不在此限。

正文中文字體請用標楷體12點，英文字體用TimesNewsRoman12點。

每頁上方空白占2.5公分，下方空白占2.5公分，左右二側空白為2.5公分，裝訂邊為1公分。

頁碼正文以阿拉伯數字置于每一頁下方正中間，由第一章第一節開始編號。

三、中文封面

應包括下列項目：（請參考范例1）

（一）世新大學管理學院經濟學系碩士論文（用標楷粗體20點）

（二）論文中文題目（用標楷粗體，字體大小依題目字數多寡調整適中）

（三）指導教授中文姓名（用標楷體20點）

（四）研究生中文姓名（用標楷體20點）

（五）畢業年月（用標楷體18點）

論文題目以封面中央線為準，置中排列，字數左右對稱。

范例1：

四、標題頁

即為內頁。除了所用紙張為普通紙張之外，所有形式與內容皆和封面完全相同（不包括書背部分）。

五、英文封面

應包括內容如中文封面應有項目，請參考范例2。

六、中英文摘要

中英文摘要以一頁為原則，最多不可超過兩頁。

中英文摘要后須附加五個以內的關鍵詞（Keywords）。

中英文摘要抬頭須加索引注記，包括研究生姓名（畢業年份）、論文題目、研究所全名。校名與研究所名應以全銜標明。（請參考范例3、范例4）

范例3：

論文題目：

校所名稱：世新大學管理學院經濟學系碩士班

論文范例范文篇8

培養目標注重閱讀能力的培養，卻忽視了語言輸出能力的培養和不同專業學生的英語學習需求，需要各院校根據地區差異和專業特點在教學實踐中進行調整和完善。目前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博士研究生英語技能的培養與所從事的職業和科研工作不相關或不實用，導致教學效果不佳，因此博士英語課程亟需進行改革。山東中醫藥大學每年招收非英語專業博士研究生約70人，涉及15個中醫相關專業，英語課程為其必修學位公共課程，開課時間為博士一年級兩個學期，課時分別為90和54學時。為了解博士研究生對英語學習的需求，本研究對2012級68名博士研究生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博士生希望英語課程教授的內容依次為：英語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能力(43%)；國際會議英語口語表達能力(26%)；中醫典籍翻譯能力(23%)；英語聽說能力(8%)。該調查結果表明博士研究生非常注重英語課程的實用性，希望通過課程學習解決學歷教育和職稱評審當中的論文寫作和發表難題。另外，博士研究生也希望通過參加國際會議和翻譯中醫典籍，將中醫文化傳播至世界范圍。這種層次較高的需求在以前的教學中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是博士英語課程備受冷落的原因。鑒于此，有必要對中醫院校博士研究生英語課程的改革進行探索，重新確立培養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機制。

1.1培養目標

根據中醫院校博士研究生的專業特點和需求，確定其培養目標為：

1.1.1中醫英語和醫學英語閱讀、翻譯能力

能熟練閱讀和翻譯英文醫學文獻，掌握中醫英語翻譯技巧，能將中醫文化和中醫知識翻譯成英語，傳播到國外。

1.1.2英語學術論文撰寫和發表能力

能用英語撰寫中醫和醫學學術論文，掌握文獻信息檢索方法和學術論文格式規范和寫作要求，并能根據期刊要求改進論文。

1.1.3國際會議英語表達能力

能聽懂并用英語表達自己的專業見解和研究成果，掌握國際會議規則和跨文化交際技能。上述培養目標的落腳點仍是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但其內涵截然不同，體現了中醫院校的學科特點和博士研究生的實際需求。

1.2教學內容

與培養目標相適應，博士生英語課程的教學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可分為3個模塊，每個模塊約占45學時，分述如下。文獻閱讀和翻譯模塊以英文文獻和中醫典籍為研究對象，學習文獻信息檢索技能，熟練獲取所需文獻資料，理解英文醫學文獻的主要內容，并掌握將中醫典籍翻譯成英文的方法和技巧，這一模塊的設計契合了中醫院校博士研究生提高專業知識和促進中醫文化國際傳播的目的。學術論文寫作模塊重點涉及英文科技論文寫作規范和發表流程，并介紹科技論文的寫作思維、結構模式和語言特點。這一模塊是為了提高博士生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的技能，滿足他們完成學歷教育和職稱評定的實際需求而設。國際會議交流模塊以國際學術交流英語為內容展開，介紹國際會議規則，了解國際會議范式表達和會議環節，注重文稿組織、演講闡釋、即席答辯、主持討論等英語會話技能的提高，實現國際化人才培養的目標。選用的教材不再局限于之前的《中醫英語》，而是增加了《中醫英語翻譯技巧》《醫學英語閱讀》《學術論文寫作與學術規范》《國際會議交流英語》等，并以SCI等權威檢索機構收錄的論文為范例，輔之以學術前沿動態信息和國際會議視頻等，豐富學生的輸入性知識，提高課程教學的實用性和真實性。

1.3教學方法

傳統的博士研究生英語教學方法以教師講解和灌輸知識為主，教學方法單調乏味，教學效果得不到保障。結合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提出的“情境”“協作”“會話”和“意義建構”4大要素，在各模塊教學中采取項目教學法和小組教學法，構建以學生為中心的良好學習環境，可極大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和教學效果。項目教學法以完成真實任務為教學目標，為英語學習提供真實情境和意義構建的平臺，而小組教學法增加了學生互相協作和會話的機會，提高了課程參與度和學習積極性。在文獻閱讀和翻譯模塊，確定每組同學完成兩項任務，比如，一是從SCI論文中找出近2年內發表的、被引用次數超過30次的、作者母語為英語的5篇相關醫學論文，并分析其優點和缺點；二是選取中醫典籍如《黃帝內經》中的某一篇章，將其翻譯成英語，并與其他翻譯版本比較異同，分析各自的翻譯指導理論。每個小組均需將其任務完成情況向全班同學做出匯報，聽取同學和老師的評價，并回答他們的問題。而其他同學和老師都要根據小組的表現填寫評分表，作為小組成員的日常項目得分，其他模塊亦可照此展開項目教學。例如在學術論文寫作模塊，確定的任務是完成一篇符合SCI要求的論文。教師首先以SCI來源論文作為范例進行講解，分析論文結構和選題依據，體會寫作思路和語言特點，學習論文寫作規范和格式要求。繼而引導學生查找相關資料，選定題目，構思框架，最終完成論文的寫作，該過程可使學生對論文布局和語言使用有全新的認識，并掌握SCI科研寫作的脈搏。小組成員主要在選題論證和論文修改環節發揮作用，通過互相討論達到共同進步的目的。國際會議交流模塊，主要以講座和情景模擬展開教學。通過講座介紹國際會議規則和語言特點，并利用音頻和視頻資料在課堂上營造國際會議現場氛圍，使學生身臨其境，通過扮演不同的角色如主持人、演講者和提問者等鍛煉學生隨機應變和英語學術交流的能力。上述模塊的教學由英語教師、醫學專業教師和外籍教師共同完成，分別發揮其專業特長和擅長技能，幫助學生解決任務完成中遇到的困難，指導他們完成所有模塊的任務。

1.4考核機制

教學考核包括終結性和形成性評價兩個部分，對于每個成員在小組活動和項目完成中的表現進行不間斷跟蹤記錄，由教師、同學、個人3方共同打分進行考核，所得成績按比例計入課程總評。學期末的考試由面試和筆試兩部分構成，聽取學生的口頭報告和論文陳述，力爭涵蓋課程的全部內容。

2需要注意的問題

論文范例范文篇9

文章必須采用A4大小的紙張，內文寬為16公分，高為24.7公分以每欄7.6公分的寬度分為二欄。文章排列必須左右對齊，不可參差不齊。

文章包括圖片、表格、參考文獻不可超過10頁，不加頁碼。論文格式檔可自本研討會網站下載。

1.論文題目與作者

論文題目字型為14pt標楷體，且必須置中。作者部分：姓名為12pt標楷體，亦必須置中。所屬機關為10pt標楷體；行高為固定行高15pt。

2.內文

內文字型均采用11pt標楷體。行高為固定行高15pt。

3.段落標題與子標題

段落標題與子標題須采用粗體。每段標題與子標題前請留一行空白。每一段落首行以1公分縮排開始。

二、圖片、表格與方程式

]

3.方程式

方程式應置中，并且于上下各留一行空白。方程式應編號，編號靠右對齊并從1開始。

F(x)=G(x)+5*H(x)(1)

三、參考文獻格式

參考文獻：11pt標楷體，左右對齊，行高為固定行高15pt。文獻部份請將中文列于前，英文列于后，按姓氏筆畫或字母順序排列。中文參考書之年份可用民國歷年或公元歷年，以下為期刊、論文集、書籍之編排格式的范例.

1.李有仁、陳鴻基、李嘉寧，「組織特性與營銷信息系統的研究：以臺灣大型企業為例」，中華民國信息管理學報，第三卷，第一期，民國89年，第1~20頁。

2.梁定澎，決策支持系統，臺北：松崗計算機圖書公司，1991，第1~20頁。

3.Gillenson,M.L.andStudy,J.D.,“AcademicIssuesinMIS:JournalsandBooks,”MISQuarterly(15:4)1991,pp:447-452.

論文范例范文篇10

姓名1

任職單位職銜

E-mailAddress

姓名2

任職單位職銜

E-mailAddress

摘要

本文舉例說明2002年第六屆信息管理學術暨警察信息實務研討會論文集所采用之排版格式。論文必須附有摘要。摘要以500字為限；11pt標楷體，左右對齊，行高為固定行高15pt。

關鍵詞:決策分析、制程分析、企業改造。

一、格式

文章必須采用A4大小的紙張，內文寬為16公分，高為24.7公分以每欄7.6公分的寬度分為二欄。文章排列必須左右對齊，不可參差不齊。

文章包括圖片、表格、參考文獻不可超過10頁，不加頁碼。論文格式檔可自本研討會網站下載。

1.論文題目與作者

論文題目字型為14pt標楷體，且必須置中。作者部分：姓名為12pt標楷體，亦必須置中。所屬機關為10pt標楷體；行高為固定行高15pt。

2.內文

內文字型均采用11pt標楷體。行高為固定行高15pt。

3.段落標題與子標題

段落標題與子標題須采用粗體。每段標題與子標題前請留一行空白。每一段落首行以1公分縮排開始。

二、圖片、表格與方程式

1.圖片

圖片可使用一欄或二欄，說明必須置于圖片下方。必須置中。

圖一:XX圖

2.表格

表格可以使用一欄或二欄，說明必須置于表格上方且置中。

表一:XX表

3.方程式

方程式應置中，并且于上下各留一行空白。方程式應編號，編號靠右對齊并從1開始。

F(x)=G(x)+5*H(x)(1)

三、參考文獻格式

參考文獻：11pt標楷體，左右對齊，行高為固定行高15pt。文獻部份請將中文列于前，英文列于后，按姓氏筆畫或字母順序排列。中文參考書之年份可用民國歷年或公元歷年，以下為期刊、論文集、書籍之編排格式的范例.

1.李有仁、陳鴻基、李嘉寧，「組織特性與營銷信息系統的研究：以臺灣大型企業為例」，中華民國信息管理學報，第三卷，第一期，民國89年，第1~20頁。

2.梁定澎，決策支持系統，臺北：松崗計算機圖書公司，1991，第1~20頁。

3.Gillenson,M.L.andStudy,J.D.,“AcademicIssuesinMIS:JournalsandBooks,”MISQuarterly(15:4)1991,pp:447-452.